12月10日媒体报道，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组织部近日印发《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规定，“不能仅仅把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作为政绩评价的主要指标，不能搞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排名”、对于“造成生态严重破坏的”、“盲目举债留下一摊子烂账的”已离任的也要追责。

　　就在这条新闻之下，同日《新京报》的一篇名为“GDP害死人：湖北副省长落马后老领导如是说”的深度报道，为这个新规作了故事性的解读。文中，“待人和善”、“能干事”的湖北省原副省长郭有明，仅用4年时间就将宜昌的GDP翻了一番。但这并没有使宜昌提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反而因盲目投资而出现了“三峡全通”这样的烂尾大项目。故而，文中的一位老领导长叹“GDP害死人”。

　　这类警示早就有，但无奈GDP已经成了一些地方主政者的荷尔蒙。一到地方政府换届，必有地方借债潮，就是对此最好的证明，而基建举债则是高潮中的主角。在今年1月《经济参考报》的报道中，“地方高速公路等交通基础建设投资出现大面积亏损”的现象和“地方政府通过举债大力推进铁路公路建设”的事实同时出现，非要在“一级二级公路就可满足需要”的山区建高速公路的怪事比比皆是。很明显，这是为了拉高GDP而进行的盲目投资，背后可见地方官的政绩冲动。

　　GDP崇拜肯定要为社会发展的误区负总责。无论从哪个入口梳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弊病，结论都可以在GDP问题上殊途同归，而权力的过度集中、不受约束和缺乏制衡，则实际上为GDP冲动提供了载体。不受约束的权力，使得地方官员能顺利地将地方发展思路调整到符合个人意志的状态，也使得GDP成果能够顺利兑现为个人政绩。

　　郭有明上马“三峡全通”的过程就是佐证。决策阶段，“二期、三期工程开工时，有市领导就开始私下议论，认为公司扩张过于盲目，非常危险”，“此后市里就没再开会讨论过三峡全通的发展，关于这个公司的事情，郭有明一个人全盘负责”;项目操作时，“郭有明经常带着各部门在三峡全通现场办公;各银行也被频繁召集开会，被要求为三峡全通放贷”。“没再开会讨论”，意味着开会只是形式，所有的职能部门都在为领导的个人意志服务。这其中看不到任何科学决策、集体领导，如果公共赋权可以如此随意地使用，所谓地方发展的蓝图就会异化为主政官员的涂鸦。

　　“以GDP论英雄”的官员考核标准一定要改，但与此同时，规范的权力运行机制也亟待建立。只要是一个人说了算，就势必会有中组部通知所说的“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蛮干”。没有了程序正义，无论以什么论英雄，公权都能被拿来遂私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