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在实现贸易项目下的跨境流动、资本项目下的跨境流动以及离岸金融中心的人民币流动之后，迟早要嵌入全球储备货币体系和大宗商品交易体系，这个时间跨度估计至少20年。人民币国际化或许是21世纪上半叶全球货币体系变革的最大红利，与此相对应的是，避免重蹈日元覆辙也是未来最值得警惕的风险。中国要在全球顶尖层的货币与金融分工中拥有一席之地并切实维护本国核心利益，就须尽快筑起“经济高边疆”，以摆脱在全球经济发展与战略博弈中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
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人民币占传统贸易金融(信用证及托收款项)的份额已由2012年1月的1.89%增至2013年10月的8.66%。这一数据变迁，已使人民币在该领域跃居第二大常用货币地位，仅次于美元。美元的使用率占贸易金融市场的81.08%，欧元则退居第三，所占份额由2012年1月的7.87%下行至今年10月的6.64%。
人民币在相关领域地位的上升，相当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进出口商与其交易对象对开立人民币信用证的偏好上升，亦在一个侧面反映人民币在全球贸易与金融领域行为空间的日渐扩大。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担心美元的储备货币会否有一天被其他货币取代。连布热津斯基都在担心美国的霸权时代即将终结，未来美国的定位可能只是主要强国中的首要地位者。而各国央行近来也在调整储备货币结构，欧元和英镑再度走强，澳元和加拿大元亦受到追捧，美元在全球资本市场中的地位正受到小面积侵蚀。
美国未来究竟会否走向国家破产之路，也许只有白宫决策者和华尔街的精英们心里最清楚。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创始人之一比尔·格罗斯早就警告过，美国根本无法走出眼前的债务陷阱。他认为美国的债务量已逼近彻底破裂点，已不能再将外国资本作为最后的救命稻草。如果美国是一家企业，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人都不会借钱给它。
自1994年汇率改革以来，我国以贸易和制造业实力为基础，稳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这既是中国经济和金融发展逻辑的自然延伸，也是中国成为负责任经济大国的必要之举。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可兑换和利率与汇率的市场化，是我国金融改革中极具指标意义的三项工作。其中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兑换又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关键步骤。从全球金融竞争趋势与我国金融业的发展逻辑来看，政府显然对人民币国际化的规格和标准有很高的期待，国际货币的所有功能都要具备，更要在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占有足够分量。而人民币在上述领域的每一步进展，某种程度上都意味着美元地位的削弱。
由于得到政策的大力扶植，贸易项目下的人民币结算一段时间以来发展迅速。作为人民币国际化最基础的工作之一，人民币在跨境贸易中的结算比例进展神速，目前我国与周边以及其他国家签署了2万多亿元人民币的货币互换协议，人民币经由我国庞大的贸易体系与增长潜力日渐嵌入到全球贸易结算体系中。中国人民银行在今年6月与英格兰银行签署了2000亿元人民币/200亿英镑双边本币互换协议;10月又与欧洲中央银行签署了规模为3500亿元人民币/450亿欧元的中欧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后者旨在为欧元区人民币市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流动性支持，提升人民币在欧洲市场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偏好。前者则被视为英国人倾力将伦敦打造成海外人民币离岸中心桥头堡的战略之举。英国人深知，人民币国际化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在美国不愿乐见人民币扩大在全球贸易与投资结算体系中的行为空间的情势下，英国完全可以凭借自身的诸多优势，通过搭建伦敦的人民币离岸中心地位，一面率先分享人民币国际化的红利，一面则可顺势巩固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目前，离岸人民币市场基本上形成了香港—新加坡—伦敦的欧亚重量级据点。巴黎和东京已加入争夺人民币离岸市场业务。至于离岸人民币的回流渠道，就看上海自贸区的相关试验能否取得成功了。
在资本项目下可兑换，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关键步骤。目前，在全球交易货币量中，人民币所占份额只有微不足道的2.2%，在极具战略意义的石油交易中，美元独家垄断，要将近万亿美元的“石油美元”替换成“石油人民币”，短期内根本不具可能性;至于处于货币功能第五层次的储备货币地位，人民币目前在全球储备中所占比重不足3%，而美元所占比例在60%左右;美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一篮子货币中的比重一直稳定在40%左右，而人民币受制于资本项目下无法兑换，尚未能进入该体系。
从全球金融竞争与格局变迁史的视角观察，中国迟早会在全球金融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国际主导性储备货币的新旧更替周期可能需要20年。国际货币格局变迁、主导货币的惯性尤其是历史机遇能否到来，是制约一国货币国际化的重要因素。美联储在1913年成立后旋即成为全球最强中央银行。两次世界大战摧毁了金本位制，美国之外的资本主义经济全面崩溃，美国借此登上全球首席经济强国宝座。全球75%的黄金储备流入美国;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美元加冕全球货币王位。不过，从1913年到1944年，美国还是花了30年左右的时间才从英国人手里接过了金融权杖。美国早就知道，要从满身密布金融神经的英国取得金融主导权殊为不易。某种意义上说，若不是两次世界大战耗尽了英国的国力，美国是难以如此顺利实现梦寐以求的目标的。而今，国际金融格局变迁面临的环境与60余年前相比已大为不同。在相对和平时期实现国际金融格局的平稳过渡不仅需要经济实力的成长，更需要后起国家提高博弈水准。
人民币在实现贸易项目下的跨境流动、资本项目下的跨境流动以及离岸金融中心的人民币流动之后，迟早要嵌入全球储备货币体系和大宗商品交易体系中，进而成为美元的主要竞争对手，这个时间跨度估计至少20年。作为美元的“高价值目标”和可能的替代者，人民币国际化或许是21世纪上半叶全球货币体系变革的最大红利，但避免重蹈日元覆辙才是未来最为值得警惕的风险。作为超级新兴经济体，中国要在全球顶尖层面的货币与金融分工中拥有一席之地并切实维护本国核心利益，就必须尽快筑起“经济高边疆”，以摆脱在全球经济发展与战略博弈中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