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上的踌躇和犹豫，另一个根源在于农业与粮食问题。现行农业政策抬高了国内粮价，破坏了环境，既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也损害了城市居民的福利。这个政策体系目前似乎还打算维持下去。

　　土地流转为什么不敢完全放开呢?原因在于，一些官员担心，一旦完全放开，因为耕种土地的收益太小，抵不上卖地的收益，农民会大量地放弃耕作，致使粮食产量骤然下降。有这种担心的人，实际上或多或少地明白我国农业的弱点何在。那么，是不是因此就不应该搞流转呢?恰恰相反，笔者认为，土地流转才是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本办法。首先是农业要脱离现有的行政体制、实现企业化运作，国家不再给农民下达定购任务。自由运作的农业企业，在拿到耕地以后，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很可能将会采取削减投入而不是增加投入的方法。投入减少了，产量可能有所降低，但成本降得更快，利润于是就会增长。农业利润的增长，将会提高耕地的价格，阻止城市与工矿企业扩张活动中的低效行为，使不同用途土地的价格最终达到平衡。耕地的价格要能够反映出我国耕地的稀缺程度，这才是从根本上解决地价扭曲的途径，也是从根本上解决粮价扭曲、生产资料价格扭曲、恢复生态以及使我国农业走上长期良性发展轨道的途径。其他一切的管制和干预措施也都只能建立在这种市场机制的基础之上，并处于次要和补充的地位。

　　有人可能会说，上述做法减少了粮食单产，这是不可接受的。可是，笔者要说的是，粮食单产的暂时下降，这是向健康状态的回归，因此，我们必须准备好接受这一点。另一方面，只要耕地可以带来令人满意的经济效益，土地流转后节约出来、从而可以复垦的耕地面积一定不会少;两种因素综合起来，粮食总产量也就不一定下降。只要决心大，组织得当，土地改革的各方面工作同时全面铺开，粮食市场不一定会发生大的震荡。

　　退一步讲，即使粮食总产量暂时下降了，也不是大问题，因为我们有粮食储备和国际市场做后盾。这就牵涉到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即中国人要走出去找粮食。

　　粮食消费的远景是在现有基础上翻一倍，国内生产无论如何都是不能满足的，这两点至今还未被广泛认识到。粮食连年增产，粮食进口连年增长，许多人都不明就里;不把它当喜事看待，反而产生了焦虑情绪。实际上，这都是收入增长引起的。收入增长了，思想跟不上，因为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对饥荒的恐惧应当先放一放，政策部门还是抓紧考虑一下怎么样满足人民饮食改善的迫切需求吧。

　　现在有一个迷梦要打破，这就是寄望于国内的粮食能够自给自足。这是一厢情愿的如意算盘。谁要是想继续在这一点上押赌注，他将会输得很惨。根源究竟何在呢?答案就是，这是与我国的发展战略密切相关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搞的是外向型经济，做的是世界工厂，赚的是全世界的钱，用的则是我们自己的土地和资源。现在，来自外部的收入还在源源不断地增加，而我们却想在粮食上闭关自守，这就是做梦娶媳妇——想得美!须知，购买食品的钱是从外面赚来的，贸易平衡的道理要求你就必须向外采购粮食，否则你的国内经济就会压力很大，就会很难过。现在我们吃的就是这个苦头。一定不吃外国粮的办法有没有呢?有!就是你停止对外开放，重新闭关锁国，收入下来了，需求缩减了，自然也就可望自给自足了!问题是，你愿意这样做吗?

　　按说，在选择改革开放的时候就要想到这点。那时候没有想到，现在调整也来得及。现在要是还不调整，继续挑战经济规律，这就纯属“不给马儿草，要让马儿跑”的路子。

　　假如把这个思想问题解决了，土地改革也就可以“茅塞顿开”了，也就可以放手进行了。我们的粮食要安全，就要优先利用国际市场，而不是优先把国内的资源榨干。优先挤压自己，自己出了事，向哪里求救呢?所以，我们的做法，完全是让人家安全，让人家进退自如，不给人家“添麻烦”，而不是让我们自己安全。

　　饥荒的原因是值得好好研究的。三年大饥荒，究竟是国内的因素造成的，还是国际的因素造成的?是农业奉行行政命令造成的，还是农业的市场化造成的?危机发生以后，是调剂余缺的机制很健全而无粮可调呢，还是有粮可调却未能及时地调剂余缺?市场的分散决策有利于救济呢，还是把权力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全国人民都仰赖这些人的认识与决策水平的体制有利于救济?是外国不肯卖给我们粮食呢，还是我们自己不肯(或者无力)进口粮食?究竟什么才是确保粮食安全的好体制呢?即使单就粮食产量而言，是市场化的方法生产力高还是行政的方法生产力高?改革开放以来，粮食丰收了，肚子吃饱了，原因究竟在哪里呢?看来，实践和实例并不总能教育人。在大家都吃饱之后，现在还是有必要把这些问题拿出来好好地研究、讨论和澄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