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本质是农民工市民化。长期以来的低成本城镇化，致使大量农民工“融不进城市、回不去家乡”，享受不到城里人的待遇和服务。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就是要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让更多农民工享受均等公共服务和发展机会。农民工变市民成本有多高?农业转移人口如何获得均等的发展机会?当前有哪些制度瓶颈亟待突破?

　　截至2012年年底，我国城镇化率已达52.57%，意味着超过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镇中。

　　正如山东大学政管学院副院长、城市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佃利教授所言，“农民工市民化，不是简单的农民迁入城市，要真正的将进城农民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这才是真正完整、高质量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更不是简单的人口比例增加和建筑面积扩张，而是产业结构、就业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由“乡”到“城”的重要转变过程，是以人为本、公平共享的城镇化。

　　首先，就业既是民众生活需求的基本来源和保障，也是农民市民化中关键中的关键。其中，农民工是最大的就业群体，解决好该群体的就业问题，对缓解当前的用工荒问题至关重要。所以，要把提升农村劳动力技能作为关键，把改善劳资关系作为重点，把平等就业和服务作为方向，多渠道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就业，夯实农民工市民化的基础。

　　其次，“居有定所”是稳定的基础，建立覆盖农民工的城镇住房保障体系，促进农民工在城镇落户定居。只有让农民工在城市“体面生活”，农民工才会把“心”安放在城市，才不会当城市的“候鸟”。所以，在住房保障方面，要在总体规划上逐步将农民工住房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这既是提高农民工生活质量和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市民化安居乐业要求的一个重要支撑点。

　　第三，农民工始终不能为社会保障体系有效覆盖，问题不在于农民工不愿意参保，而在于政策设计的缺陷。所以，建立有效覆盖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是将那些在城市里居住了N年多，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来源的农民工，纳入到城市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中去，与原城市居民一样实行同等缴费、享有同等待遇。

　　第四，户籍问题是制约农民工彻底融入城市社会的根本制度障碍。还原户籍的人口登记功能，取消“外来工”和“农民工”等带有身份歧视色彩的称谓，实现外来工的本地化和农民工的市民化，赋予所有居民同等的权利和义务，这才是户籍制度改革的根本方向所在。

　　第五，农民工在城镇行使民主权利，既是农民工权益保障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城镇改善服务的重要手段。推进农民工行使民主权利，鼓励农民工参与社区自治，增强作为社区成员的意识，提高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能力。

　　最后，农民变市民亟需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仅是保障人人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实际上也包含了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要求。需要强调，这里的“均等化”是机会均等，并不是简单地平均化和无差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