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处于周期回落和结构调整的压力集聚期，这同时体现在经济总量增长放缓和经济结构出现调整两个方面，这使得宏观政策目标的平衡中，“调结构”与“控风险”的重要性增加。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的新阶段，如何在“短期经济增长与长期结构调整”、“转型升级与保持合理增长速度”间找到“黄金平衡点”是摆在新一届政府面前的新挑战。

　　2013年中国经济经历了上半年经济逐季走弱，以及确定经济增速“合理区间”之后，国家随即推出一系列“微刺激”的政策组合稳定市场预期，三季度GDP增速企稳回升至7.8%，创下六个季度以来最高水平。工业、外贸也同步回升，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累计增长9.6%，占中国经济规模达40%的工业反弹对经济产出的整体反弹起着重要作用;前9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3.5%，1~9月我国外贸出口同比增长8%，增幅同比提高0.6个百分点，各项数据回暖显示“稳增长”政策显效。

　　然而，宏观经济回升的基础并不牢固，内在增长动力不足，国际国内多重因素制约着经济回升的高度。特别是在边际效应递减规律的作用下，扩张性操作的药效已经有所下降。这意味着，超剂量、大规模的经济扩张措施，其所能产生的扩张作用也不会达到应有程度。

　　首先，经济回升驱动力主要是政府投资驱动为主。1~9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20.2%，较上年同期放缓0.3个百分点，但剔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速同比加快约1.4个百分点。其中，基本建设投资增长24.2%，增幅同比加快11.6个百分点;房地产投资增长19.7%，增幅同比加快4.3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仅增长18.5%，增幅同比放缓5个百分点。

　　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一步增强，前三季度资本形成总额对GDP的贡献率是55.8%，较上年同期提高5.3个百分点，拉动GDP增长4.3个百分点。但问题是政府主导的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成分过大，在带动了2012年第四季度的经济反弹之后，基础设施投资高速增长延续到了2013年的前三个季度，高达近25%的增速已经是自2010年来的最高值。与制造业投资不同，高速的基础设施投资并不可持续，新的强劲增长动力尚待形成。

　　其次，产能周期制约着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从产能周期角度来看，目前中国正在消化2010~2011年大规模投资释放的产能。我国24个重要工业行业中有19个出现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钢铁、水泥等重工业行业产能过剩都比较严重。2012年，我国产能利用率为57.8%，产能消化将大大影响工业生产和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

　　再者，发达经济体复苏给中国增长前景带来压力。中国经济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经济复苏或滞后于发达经济体系复苏。今年以来，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动能普遍增强，对中国形成新挑战：一是由于2010年以来，全球经济再平衡启动，主要发达经济体率先启动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私人/公共部门“去杠杆化”和制造业“再工业化”等结构性调整措施效果初显。二是发达国家掀起一轮自贸区谈判潮，TPP、TTIP等高标准自贸协定，各国倾向于通过保护本土企业，争夺有限市场份额，大打贸易保护牌，贸易保护主义形势依然严峻。三是发达经济体延续低利率和扩张性货币政策，超额流动性前所未有，自2012年5月以来，全球M2货币供应量迄今为止已经增加3万亿美元左右，增长了4.6%，而随着美联储可能在明年启动退出量化宽松，跨境资金“大进大出”将加大中国经济复苏进程、货币政策操作以及结构转型的压力。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整体改革方案将影响未来至少10年的中国。但笔者认为，除了全面深化改革之外，新阶段需要创新经济治理框架，从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这是取得 “短期与长期”，“周期与结构”之间“黄金平衡点”的关键。

　　中国经济增长仍有较大潜力可挖掘。未来5年，中国需以大力提高投资效率为中心，着手以下几个方面改革：一是进一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取消和下放投资审批事项，打破条块分割、市场分割、切实保障企业和个人投资自主权，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释放市场投资主体活力。

　　二是推进融资渠道市场化，为企业投资提供有效的资金支持。通过发展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直接融资方式提高全社会融资效率。

　　三是提高政府投资效率，发挥政府投资对技术创新和科技研发的重要推动作用。通过政府投资的宏观导向作用，在基础研究和产业发展的共性技术领域加大研发活动的资金支持，鼓励官产学研金共建创新联盟，促进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和企业设备投资改造。

　　四是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深入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精神，拓宽民间投资的领域和范围，促进民间投资更多进入社会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投资等领域，提高社会资金配置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