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专题会议上，北京市副市长陈刚表示，全市要一起对房屋违法出租“出狠招”。即日起本市开始排查出租房安全隐患，今年12月起进行治理违法租房试点;明年春节前开展全市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信息调查。2014年北京将基本杜绝群租房现象。(11月26日《法制晚报》)

　　早在2011年2月1日，住建部便出台了《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对市场中将房屋分拆、隔断“化整为零”的群租行为明令禁止，要求出租住房应以原设计的房间为最小出租单位，人均出租住房建筑面积不得低于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标准。对照此规定，北京市副市长陈刚表示“2014年基本杜绝群租房”，方向是正确的。问题是，将群租房“一棍子打死”，可能会“误伤”低收入人群的生存权和居住权。

　　事实上，群租房既是一个法律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一方面，群租房逐渐向家庭旅馆方向发展，容易发生变相逃税、扰乱市场秩序的情况;另一方面，由于对社区内群租现象难以管理，容易带来社区安全隐患。因此，对群租房进行适当的行政和立法干预是必须的。问题是，法律和制度不能忽视低收入群体的居住权和生存权问题，而生存权和居住权是每一个城市居民最基本的人权。尤其对于一些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来说，租房是一笔很大的开支;而对那些进城务工的人员来说，租金支付能力更低。因此，对于群租房问题，既不能一棍子打死，也不能放任自流，需要综合治理，在加强政策立法和行政管理的同时，也需要一些人文关怀。

　　首先，应对《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进行修订，取消对群租房的禁止性规定，增加规范群租行为的相关条款：包括对房屋群租作出界定、明确群租房出租人和承租人的权利和义务、设置必要的出租条件和禁止条件。再者，通过税收等手段对群租房进行市场调控，主要是对部分逃税人群加大查处力度，加重处罚。还有，通过“业主公约”中对群租现象进行规范，比如，在《业主公约》中进行约定，本小区物业不得群租、转租等。

　　特别是，保障低收入人群的居住权，比杜绝群租房更重要。对于群租房，一味地堵是堵不住的，还要住房保障政策进行疏导，形成“疏堵”合力。因此，政府及住建部门应发挥主观能动性，在综合治理群租房的同时，将主要力量花在加大廉租房建设上，使这项惠民政策惠及到更多的人群。一方面，保证廉租房的建设数量，增加社会供给，起到减缓高房价对低收入人群冲击的应有作用;另一方面，则要降低廉租房准入门槛，不仅要向城市低保户和困难户开放，也应每年拿出一定数量的廉租房，用于社会低收入的学生、农民工等弱势群体入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