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笔者认为，实现这个目标的一个有力措施，就是应当取消宏观经济的增长率指标，今后政府不应当再把特定的经济增长率设定为自身工作的目标，而应参照国际惯例，代之以对失业率的监管，让经济增长只作为各方面工作的一个直接或间接的结果来呈现。这样做有百利而无一弊。
经济增长率指标目前事实上仍然存在，尽管它在表面上被“预期目标”这个词取代了。“预期目标”是个文法不通的词语。要么是“预期”，要么是“目标”，“预期目标”是一个中国特色的发明，它的本意是想在“预期”与“目标”之间走一条中间道路，然而，由于这条中间道路其实并不存在，因此，它所产生的效果是，增长率指标说起来似乎不是那么“硬”了，实际上仍然是相当硬的。一届政府尚未就任，它在整个任期之内要完成的增长率任务就已经规定好了，新政府就任之后，未及提出自己的施政纲领，就要把这个任务分解到各个年度，甚至各个季度。至于各省各地如何来规定自己的任务，即使中央不明说，地方官自己也能掂量得出来。任务规定好之后，接下来就是带领人民来落实执行了，也不管这个任务客观上能否完成，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其他目标还要不要实现。总之，先把增长率的数字确定下来，再说别的，这就是我们一贯的工作方法。
笔者首先要说的是，这种工作方法已经严重地妨害到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如今面临的多方面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一切工作服务于经济增长率”的“GDP主义”所造成的。正如本栏目多次谈到的，政府部门虽然同时也给自身规定了其他方面的目标与任务，然而，由于其他的目标与任务都不如国内生产总值(GDP)容易衡量和检查，所以，GDP增长率只要在政府文件中明文提到，无论其用语和口气如何，它就立即会变得坚硬无比。由于这个数字非常显眼，它就必然会在政绩考评中成为处于首位的指标。一个地方官员要想升迁，而又未能完成GDP指标，就会变得非常困难。其他方面的指标是很难衡量的，例如，为官一任该地方的环境保护有没有改善?法治与政治建设有没有进步?假冒伪劣产品打击得如何?教育及各项社会事业进展怎样?等等。这些信息很容易被掩盖和粉饰，真实的情况很不容易搜集，也不容易进行量化和比较，而且它们的显现大都是滞后的。由于官员们的职务调动频繁，除了GDP之外，等到此类其他方面的后果得以显现时，负责的官员往往已经离任而去了。
不同类型的信息数据对于当事人的刺激和动员能力是不相同的，这就是“算法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笔者认为，这个效应导致各级政府的施政重点严重地偏向于包括经济增长在内的那些容易量化和比较的领域，而忽视其他各个重要的、同时却又不易量化和比较的领域。鉴于其他领域的政绩同样需要消耗宝贵的行政资源才能达成，为了提高GDP增长率，官员们就会有意识地削减在这些领域的投入，把它压缩到尽可能低的程度。一些观察表明，由于发展模式几十年维持不变，许多官员们是精于此道的，他们很擅长通过诸如上项目和招商引资等办法来使GDP快速增长，同时让政府工作的其他许多方面松懈和荒废。环境恶化，教育落后，假冒伪劣产品泛滥，食品不安全，法治松弛……这些后果的发生绝不是一系列偶然的事件，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果。
如今，全社会已经广泛地认识到，“GDP主义”盛行几十年所欠下的旧账到了要归还的时候了。可是，“GDP主义”的阴影仍然挥之不去。面对增长速度的下降，一些人产生了恐慌情绪，又开始念叨“保增长”、“稳增长”。这种指示的实质就是，过去的欠账能少还些就少还些，能拖下去就拖下去。过去曾经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不能低于7%，否则就不足以吸纳富余劳动力。这种论调现在又重新响起。笔者不明白的是，劳动力成本这几年已经大幅度地增长了，这表明劳动力已经比较短缺了，那么，增长速度为什么还不能低于7%呢?看来，一些人是把发展简单地等同于GDP的增长了。
其实，GDP增长减慢并不必然意味着经济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减慢了。其他方面的进步也是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说，GDP增速的减慢可以与其他方面发展的加速并存，今后即将展开的调整本身就是一种很重要的发展。从长远来说，这种调整可以为GDP更为长期的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以后，GDP以平均每年5%(甚至更低)左右的速度连续增长很多年也是可能的。为什么一定要强求一个更高的速度呢?强行追求高速度具有导致发展突然中断的风险，比之中速的、虽然不很规则但却相对和谐的增长，那个更值得追求呢?至于那种试图在发展与改革之间建立随时可调的、规则的、几何图形般的替代关系的设想，也就更是一种幼稚可笑的主观主义论调。
发展即使在整体上是比较匀速的，按照单一指标来衡量的发展速度一般也不会是这样，这是一条重要的理论原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存在结构性的发展。只要我们认识到这个重要的道理，现在就可以大胆地、放心地废除增长率指标，即把它从政府的政策论述中完全地清除出去。这可以给那些持有错误发展观的人造成真正的震动，使他们清醒过来，重新寻找工作目标，重新安排政府工作的日程。只有这样，政府才能真正地回归本位，才能重新轻装上阵，治理环境、健全法制、改善民生、促进教育等事业才有希望。
废除增长率指标可以向全社会发出一个清晰的信号，表明政府不打算再将社会发展的所有责任一肩扛起，也不再以此为理由来随意地扩张权力。政府将专注于自身的职责，而各人的事情应当主要由各人自行负责。这当然不表明政府不再对发展感兴趣了。政府将在促进就业方面重新承担起责任来，这就是对经济增长的间接关注。由于这种关注与人民的福祉紧密相连，因此它将更受人民的欢迎。
对GDP的关注与为人民服务的目标之间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工资与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即是一个证据。因此，“GDP主义”逐渐变得声名狼藉了。政府为什么要带领人民去追求一个抽象的、他们并不欢迎的概念呢?这样的文章是做给谁看呢?莫非是为了向上帝交差?要不就是为了向外部世界进行炫耀以便他们妒忌我们?这实在是一件不明智的事情，这简直是一种虚荣心。描绘发展蓝图具有鼓舞人心的正面作用，因而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绝不意味着就要简单地、机械地来理解它，甚至把它当作指令性计划。取消各年度的增长率指标，或早或晚，经济将会增长得更好更快。这是一种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