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球最庞大的国企集群，中国国企若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确立适合自身发展的基本坐标，又要在全球顶尖层面的企业竞争中捍卫国家利益，当务之急是加紧对标构建竞争有序市场经济体系的基本要求，尽快完成从“高价值负担”向纯粹市场主体的转变。为此，政府必须切实尊重市场规律，收回“闲不住的手”，确立理性的政府规制，忍痛切断与国企之间的脐带，赋予国企作为市场主体所应有的商业空间，使其真正获得内生的竞争优势。
业已迈入深水区的国企改革，注定是必须完成的战略任务。
从三中全会提出“国有资本”这一概念来观察，显然，最高决策层对国企在真实经济世界或曰中国经济棋局中的定位已有较为准确的认知。事实上，最近300年来的经济发展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国企既非资本主义的怪胎，亦非社会主义的专属品，而是作为普通市场主体的一种真实存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分散模型的波兰著名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奥斯卡·兰格与奥地利学派第三代掌门人、自由主义思想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之间的那场著名的“社会主义经济大论战”中，兰格就承认，社会主义的实际危险是经济生活的官僚化，而不是不能应付和不能解决合理经济计算所导致的资源配置难题。而从那之后直到现在的差不多80年里，真实经济世界的经济实践已经多次证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市场经济要比中央计划经济在资源配置方面有效得多。不过，市场同时也向世人证明了这样的事实：彻底的市场经济是无耻的。
笔者曾说过，国企既非魔鬼，无需妖魔化;亦非天使，无需过分钟爱。换句话说，在中国构建竞争有序的市场经济体系过程中，所有围绕国企改革的目标指向，均应还原国企作为普通市场主体的真实身份，而不是在日趋固化的利益格局中强化国企作为特殊群体的利益诉求。
三中全会在推动国企改革方面提供的比较明确的预期则是，国企改革的路径将是发展混合所有制。这说明一个事实，即作为整个经济改革中最为复杂最为困难的环节，要全面推动在国企领域的系统性改革，依然需要破除相关约束瓶颈。
诚然，如果仅从量化指标来看，尽管没有人进行过专门的测算(恐怕也无法准确测算)，历时30多年的我国国企改革，其成本与收益相抵很可能是负数。但不少人在讨论中国国企改革的成本与收益时，认为量化指标仅仅只能作为参考。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国企存在和发展的意义实在是太重要了。长期以来，国有企业一直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它的健康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的整体表现乃至社会的稳定，在某种意义上更是社会主义的重要标识之一，直到今天依然占据着中国经济领域中最具价值链的中心环节，尽管到目前为止还很难找到较为准确的国有资产总额及有关数据。但根据国资委的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国资委系统监管企业的资产总额为69万亿，中央企业在境外资产总额超过4万亿;若加上金融资产，估计不下100万亿。庞大的国企，迄今仍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的核心依靠，在2013年世界500强榜单中，排名第四、第五、第七的中石化、中石油和国家电网，均是大名鼎鼎的国企。理所当然的，在某种意义上肩负着国家使命的国企，也被视为中国在关键时刻的经济稳定器。
的确，放眼世界各国，对国有企业投注最大精力的当属中国了，这不仅因为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国有经济体系，政府无法撒手不管，还由于国企改革问题一直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一大难题。倘若中国在这个难题上获得重大突破，则不但具有政治上的意义，还具有经济学上的非凡意义。有人曾预言，如果中国经济学家在国企改革理论研究上取得突破，则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当顺理成章。而中国的国企改革近年来在政府的主导下确也取得了不少进展，部分国企经过大胆改革，沉疴正在逐渐消除，重新焕发出生机，少数国企更将自身打造成了具有相当国际竞争力的行业巨头，从而增强了政府和民间对推进国企改革的信心。
不过，不能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30余年的国企改革，成本也是相当巨大的。
因此，当国企改革的时间窗口再度打开时，万不可错失。否则，一旦国企在垄断与暴利的环境中浸润太久，不仅转型与改革的动力将显著降低，而且造成转型与改革的边际成本还将大幅上升，甚至利用其在政府与市场中盘根错节的关系纽带，影响国企改革的进程与路径，降低政府对国企规制的取向，进而形成阻碍国企深层次改革的强大利益集团。如若这种格局进一步巩固，不仅将放大中国经济的系统性风险，而且也使得中国在下一步的全球经济竞争与产业变迁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作为全球最庞大的国企集群，中国国企若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确立适合自身发展的基本坐标，又要在全球顶尖层面的企业竞争中捍卫国家利益，当务之急是加紧对标构建竞争有序的市场经济体系的基本要求，尽快促成国企从“高价值负担”向纯粹市场主体的转变。为此，政府必须切实尊重市场规律，收回“闲不住的手”，确立理性的政府规制，忍痛切断与国企之间的脐带，赋予国企作为市场主体所应有的商业空间，使其真正获得内生的竞争优势。
可以预料，在严厉的监管制度下，一个具备合理的股权结构、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的真正适应市场化的国有企业群，不仅可以有效履行作为重要市场主体所应发挥的社会职能，还可以成为世界顶尖企业所敬畏的竞争对手和合作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