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专门拿出三段文字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这被各界广泛认为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策的亮点之一。如何理解这一政策表述，中国为什么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带着这一问题，《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了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
　　胡鞍钢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了两个“毫不动摇”，即“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同时还明确提出：“要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国有企业完善企业制度，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为什么中国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呢？这是由中国国情所决定的。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多，特别是就业人口多，为此中国的发展压力大，特别是就业压力大。2012年，中国总人口为13.5亿人，比美国多出10亿人，占世界总量比重已经低于20%，但是中国就业人口为7.67亿人，比美国多出6亿人，占世界总量比重却在四分之一左右。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必须创新多种类型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才能够实现“充分就业”目标。
　　胡鞍钢表示，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就是混合所有制经济，根据《共同纲领》有五种经济成分，这包括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当时的经济方针政策就是“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应当说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方针，五种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各不相同，其中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在1949年占95.5%，即使到了1953年，仍然占94.1%。这是典型的混合经济时代。
　　在“一化三改”之后，中国农村经过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人民公社，绝大多数农民就成为集体所有制的农民；中国城市的多种经济成分经过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公私合营等，形成两类所有制经济，即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和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个体劳动者和私营劳动者的所占比例极低。这一情形持续了20年。
　　1978年之后，中国从单一的公有制向公有制与非公有制并存转型，从两种经济成分向多种经济成分转型。到目前，根据不同所有制性质的投资主体共同出资、相互参股、联合生产组建的企业，中国城镇逐步形成了至少十一种经济成分，这包括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股份合作单位、联营单位、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港澳台商投资单位、个体工商户以及未被统计的非正规就业或自雇者，也包括艺术家、演员、导游等。其中，私营企业就业人数最多，2012年达到7557万人，其次是国有单位为6839万人，个体工商户居第三位为5643万人，有限责任公司为3787万人，它们分别占城镇就业总人数的20.4%、18.4%、15.2%、10.2%。与1978年相比，是完全不同的，当时国有单位和集体单位分别占城镇就业人数比重的78.3%和21.5%，而个体工商户仅有0.16%。
　　这表明城镇已经由两种经济成分转变为十一种经济成分，如果考虑到大量无法登记注册的农民工，那么就是至少十二种经济成分。此外，在农村形成三种主要经济成分，一是自雇农民，二是私营企业，三是个体工商户，他们分别占农村83.1%、9.4%、7.5%。由此可知，中国城乡呈现多种经济成分，正是中国国情的差异性、多样性所决定，就业形式越多样、越灵活，创造的就业机会就越有可能、越多，这是因为不同的所有制经济有不同的劳动生产率、用人成本，他们都会比较理性的选择不同类型的劳动者。也正因为此，就业是当今世界最大难题，无论对发达国家还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都是如此，中国能够解决当今世界最大难题，为世界四分之一的劳动力创造就业，这也因为是中国成功创造就业的奥秘所在。
　　胡鞍钢认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中国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性选择，既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确定的党的基本方针，也成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创新之点。这就需要在新的起点，新的发展水平上，采取有效的新方法来促进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共同纲领》所提出的“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是有历史借鉴和历史传承的，这就是不同所有制经济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发挥其所长，形象地讲就是要鼓励“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公有经济和非公有经济、大中型企业和小企业、微型企业、国内企业和外资企业要兼顾，劳动者和企业家、就业者和创业家要兼顾，不能顾此失彼，厚此薄彼。这就体现了中国博大的和合治理思想，形象得讲就是，用两条腿走路比只用一条腿走路要好得多，快得多，这是因为任何一类企业发展都会产生外部性，任何一类企业都依赖于其他企业的发展而发展，这不是零和博弈，而是双赢、多赢和共赢的共生共荣关系。
　　正是在这种多元化差异性混合所有制经济体系中，就需要创新微观机制，鼓励多种所有制企业根据互利的原则相互投资，加强合作，战略联盟，共同协作。这些我们所鼓励的合作形式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多。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混合所有制经济条件下，它必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难用两分法区分纯粹的国有企业或私人企业。因此这些企业的类型区分将会越来越模糊，这就需要我们从微观视角淡化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所有制特征。为此今年九月初，我在审议三中全会征求意见稿时提出，今后应当主动淡化不同所有制企业，强化优秀与劣质企业、好的企业与坏的企业，守法企业与违法企业，贡献大的企业与污染大的企业，创新型的企业和假冒伪劣的企业，有竞争力的企业和无竞争力的企业之分，依法淘汰那些违法企业，不仅要设立企业黑名单，还应当建立企业光荣榜制，鼓励更多的企业进入光荣榜，成为优秀的企业，好的企业，守法的企业，贡献大的企业。”胡鞍钢说。
　　“每一个伟大的民族都会产生她的民族英雄；每一个伟大的时代总会产生这一时代特征的民族英雄。民族英雄是民族的最优秀代表，时代的最突出的特征。我们正处在激动人心的伟大时代，即中国迅速崛起、民族振兴的伟大时代，也是民族英雄辈出的时代。”他说，我把海尔集团称之为“改革开放时代的民族英雄”。在今天中国大的背景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企业家的汪洋大海，已经有一千四百万多的实有注册企业，我们估计这个数量在十年之后还会翻一番，甚至三倍。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中国需要更多的民族英雄，也一定会是一个企业家英雄辈出，层出不穷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