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这表明新一届党和政府依然把“公有制经济”放在中国经济发展首位，把公有制经济当作巩固执政党地位的物质基础，当作提高综合国力的坚强后盾。不管从哪方面讲，这个重大经济决策没有错，也切合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但要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作用，让其造福亿万民众，亟需解决四大问题。

　　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公有经济在我国长期占据绝大部分社会资源，形成自然垄断性，一方面使其产出与投入不对等，效率越来越低;另一方面，由于占据过多土地、矿藏等自然资源和金融资源，造成非公有制经济处于弱势和被歧视地位，以致中小微民营企业长期遭受“弹簧门、玻璃门、旋转门”掣肘，并陷入“融资难、融资贵”困局。体现在分配关系上，就是国有企业员工收入和福利越来越高，拉大了社会收入分配差距，引发了社会不满情绪。为此，继续发展公有经济，必须首先解决效率与公平问题：把国有企业真正推向市场，按公司治理结构重塑经营管理主体，提高效率。同时，打破行政垄断和资源垄断，让非公经济享受同等资源权利和政策优惠，为非公经济创造平等竞争环境，使亿万非公经济从业者共享改革成果，实现共同富裕理想。

　　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公有经济管理人员长期拥有高管和高官双重身份，且垂直管理模式使高管人员权力缺乏制约，一些高管在经营中独裁专行，造成不少重大投资决策失误，严重影响了国有企业健康发展。一些高管在个人生活待遇上追求高享受，高工资、高职务消费等乱象突出，并引发了大量贪污腐败案件，造成大量国有资产流失，使国有企业成为众矢之的，也使国有企业社会作用在民众心中被大打折扣。为壮大公有经济，应重点解决好发展与监管问题：敦促国有企业建立市场运作机制，让市场决定企业发展规模和速度，减少行政干预，逐渐褪出行政色彩，使国有企业不断适合市场发展要求，成为真正的企业。同时，政府应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建立投资责任追究制度，对国有企业财务预算实行公开;对企业高管薪酬、职务消费严格规定;改垂直管理为中央与地方政府同时监管，改变国有企业监管现状。

　　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公有经济在经营扩张环境监管上，长期处于滞后地位，导致产能过剩和自然环境恶化。我国石油化工、钢铁、电解铝、船舶等产业在经营扩张上依然走资源掠夺型老路，盲目追求产值，产业转型升级缓慢，造成了大量产能过剩，导致社会资源严重浪费;又造成资源过度开发，使许多资源面临枯竭。同时，由于追求自身效益，社会责任意识薄弱，加之地方环保部门监管不力，国企产生的污染问题日益突出。为此，继续坚持公有经济主体地位，应及时解决企业效益与社会责任问题：促使国有企业牢固树立长远发展理念，正确处理好自身发展和社会进步关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制定合理发展规划;加快企业转型升级，严格实施节能减排政策，遏制重产值轻环保倾向，提高产品科技、环保含量，使生产建立在推动社会环境优化基础上。

　　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公有经济在代表利益身份上，长期边界模糊，产权不清晰;且由于财务约束机制和企业内部激励机制不健全，政府审计部门监管乏力，造成国有企业过多利润用于开发楼堂馆所及房地产等非主业领域，导致利益“自我膨胀”;同时，也造成国有资本收益过多滞留在企业内部，使企业通过提高工资和福利等手段流入员工腰包，既形成了“部门利益自肥”，也造成了国有资产差距，使民众对国有企业代表利益产生质疑。同时，也为国有企业高管违法乱纪行为大开了方便之门，成为腐败“重灾区”。为此，继续保持公有经济特殊地位，应着力解决企业积累与利润分配问题：中央政府完善国有企业财务管理制度，建立科学利润分配机制，将更多利润上交中央财政，遏制企业“自肥行为”。同时，建立高管及企业员工薪酬机制，抑制高管工资过高现象，推行工资信息公开制度，接受全社会监督。另外，各级审计部门加强财务监管，从严查处财务违规行为，遏制国有企业财务管理乱象，使国有企业真正代表国家和民众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