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有各国内部的结构性问题，欧盟内部亦有国与国之间的结构性问题。失业率高企既反映了各国经济增长问题，也是欧洲整体性经济失衡的呈现。如同问题是系统性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应系统性考虑，乃至找到针对性的办法。”

　　欧洲政客又想到了失业。11月12日，法国总统奥朗德主办欧洲24国元首会议，主题就是降低青年失业率。奥朗德说，会议攸关这一代人的未来，他们失业多年，并生活在怀疑甚至绝望中。欧洲的领袖们一起说，要加速降低25岁以下年轻人的失业率。

　　既然开会了，他们还是想出些招数。欧盟估计，仅解决青年失业，2013年到2015年间就需要450亿欧元。各国计划拿出60亿欧元缓解受失业冲击最严重的13个国家，欧洲投资银行每年再拿60亿欧元，欧洲社会基金拿100亿欧元出来。除了出钱，又提出个“青年担保”方案，向失业4个月以上的年轻人提供工作、培训或实习机会，2014年1月1日起给失业者支付资金。

　　会议的背景是，欧洲失业率依旧高企。据欧盟统计，截至9月份有560万年轻人失业，失业率达近23.5%。这其中德国年轻人失业率最低，为7.7%，法国为25%，希腊和西班牙则高达56%。其实，不独年轻人，欧洲整体失业率数据居高不下已不是近期的新闻，比如9月失业率即持稳于12.2%的高位，各国形势也不妙。请看最近的一组新闻标题：土耳其8月失业率急升至9.8%;希腊8月失业率维持27.3%;保加利亚第三季失业率升至12%;奥地利10月失业率显升至7.4%。连WHO(世界卫生组织)都忧心忡忡地说：高失业率拖累欧洲公众健康。

　　各方的关切不难理解。毕竟就业率对任何一个现代政府而言都是很重要的执政指标，最起码在形式上不能马虎起来。WHO也不算是“咸吃萝卜”，他们分析说失业引起青年群体慢性病、抑郁甚至自杀的风险很高，如不干预这颗定时炸弹10年到20年就可能爆炸。WHO毕竟是WHO，只讲了人体的健康风险，没有讲社会的健康风险。WHO没讲的社会健康风险，恰恰应该是各方政客所真正担忧的。但更接近真相的判断应该是，欧洲仍处于高失业率周期，欧洲人民还将继续遭受高失业率煎熬。

　　阐述这个判断之前，要先看看历史。欧洲这波高失业率由来已久。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欧洲就业的黄金期。1970年代后期，欧洲失业率开始上升，1990年代虽然整体下降，但再难与六七十年代相比。并且，欧洲失业的特点是长期失业率远远高于OECD(经合组织)内的其他国家，而欧洲内部又很复杂，各国失业情况也差别很大。尽管上世纪末欧洲的就业状况有所好转，但昙花一现后又掉头向下，失业率又继续高位徘徊。

　　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判断是，这是个制度性难题。对欧洲高失业率的原因，一派认为是石油冲击，还有一派认为是劳动力和社会福利制度。石油冲击派认为石油价格上涨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实际利率上升和劳动需求减少;制度派则认为失业救济、强势工会、失业保险等因素联合作用。当然也有认为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所致。由于未必深入研究，根据所看到的部分资料和现实观察，笔者认同综合作用说，欧洲失业问题是既有宏观经济的因素，又有劳动力制度的影响，既是制度性难题，又是结构性难题。

　　当然，在解决具体问题时，除了要分析原因外，还要看出差异性，因为往往差异性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就石油冲击论来说，油价上涨是个普遍性因素，美国乃至亚洲各国亦受影响，那为何欧洲对就业的影响更甚?欧洲是否该在因应油价上涨对产业和增长的影响同时，也及时调整产业结构，替代发展对石油依赖性较弱的产业?就制度性因素而言，笔者在上一篇专栏也提到，高福利制度也需要考虑社会的总体均衡，避免其经常在失衡状态下运行，进而阻止效率的提升。再者，就结构性而言，各国有各国内部的结构性问题，欧盟内部亦有国与国之间的结构性问题。失业率高企既反映了各国经济增长问题，也是欧洲整体性经济失衡的呈现。如同问题是系统性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应系统性考虑，乃至找到针对性的办法。如果做不到这些，恐怕拿多少钱都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