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经济参考报社主办的“2013中国经济发展论坛”17日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以“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改革与发展”为主题。会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李毅中，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对刚刚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有关精神进行了重点解读。

　　李毅中：发展实体经济　防止工业空心化

“脱实向虚”的状况已引起警觉，但由于措施不力，改变并不大。应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防止工业被空心化、边缘化。

　　李毅中表示，由于近年来工业利润低下，“脱实向虚”的状况已显现，未来经济发展仍应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防止工业被空心化、边缘化。
　　当前世界经济正在艰难走出低谷，金融危机影响依然存在。李毅中表示，在世界经济低迷大环境下，我们要在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显得尤为迫切，但实现工业化仍存在制度创新不足、资源环境难以支撑、产品结构不合理、地区行业不平衡等问题。
　　制度创新方面。一方面，我国大中型企业研发投入较少，投入资金占销售收入不到1%，另一方面，虽然专利数量较多，但发明性专利较少，仅占全世界3%左右。因此，工业关键技术、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重要的元器件、零部件、关键材料还需依赖进口。
　　资源环境方面。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能耗36.2亿吨标准煤，消耗占全世界170亿吨标准煤的21.3%，而美国占19.5%，我国耗能总量超过美国。从近十年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来看，我国平均弹性系数超0.8，这意味着，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耗增长0.8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假设即使今后将弹性系数从0.8降至0.5，GDP控制在7.5，到2015年，我国年能耗将超过40亿吨标准煤，2020年超过45亿吨标准煤。
　　产业结构方面。此前，国务院发布产能过剩行业名单，其中包括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以及造纸行业。对此李毅中表示，我国产能过剩行业远远不止于此，“我国严重过剩指标是产能利用率小于75%，上述5个行业产能利用率甚至低于73%，以此来看，我国大多数行业均存在严重过剩。”
　　地区不平衡、不协调。李毅中指出，我国区域经济空间布局、产业链条、企业结构失衡，存在盲目投资、重复建设、产业雷同、园区集群化发展粗放等。要在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不再依赖量的提升，而是质的飞跃。例如工业增加值率，我国是26.5%，而发达国家平均35%到40%，相差10个百分点。
　　李毅中表示，应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防止工业被空心化、边缘化。现阶段由于受到西方国家过分发展虚拟经济的影响，加上国民性、制度性安排的缺陷，金融业和房地产业过度扩张和虚拟化，实体经济受到严重挤压，导致资本、人才、物资、土地等要素从实体经济流出。
　　“‘脱实向虚’的状况已引起警觉，但由于措施不力，改变并不大。”李毅中说，从我国工业数据来看，投资方面，我国1-9月投资增幅低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低于三产以及房地产投资。三产、房地产在加速，工业在减缓。贷款资金方面，被房地产、地方债务、过剩产能、影子银行等占用明显。利润方面，工业企业主营业务利润增长缓慢，以副补主，以外补内现象普遍。工业对比银行业、房地产业以及互联网业，利润率反差极大。
　　数据显示，今年1-9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0.3%，和去年持平，但其中工业增长17.7%，低于上年20.02%的增速，三产投资增长22.3%，房地产投资增长19.7%，均高于去年。李毅中指出，这些数据均说明，“扩实降虚”这个问题没有解决。
　　在工业发展面临众多问题的背景下，应如何促进工业经济健康发展？对此，李毅中说，要加深对工业化重要性和艰巨性的认识，不能盲目的超越。“工业化是社会进步的历史阶段，不能超越。应依靠科技进步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大力提高工业经济的质量和效益，尤其是解决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结构等方面的病灶。”
　　要贯彻落实区域发展战略和主体经营战略，从实际出发，东、中、西部优势互补、协调发展、差别发展。做好技术改造、淘汰落后、化解过剩、重组兼并、产业转移、积聚发展，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此外，应提高发展工业经济的质量和效益。改善实体经济的外部环境，形成提高实体经济效益的政策支撑。”李毅中表示，应防止、避免、纠正“脱实向虚”状况，要改善实体经济外部环境，落实金融改革，引入民间资本，形成竞争机制，降低存贷差。进一步减税减费，已出台政策，需提高额度，加大力度。大力推进制造业服务化，围绕产品功能拓展服务，增加服务附加值。
　　主辅分离，构建社会服务平台；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工业是服务业的基础，在工业化进程中仍是拉动经济的主导力量，不应被边缘化。“大力推进制造业服务化的战略趋向。”李毅中认为，应鼓励我们制造业主产品扩展服务功能，从售后服务，到故障诊断、维修检修、检测检验、远程咨询、在线商店、更新改造等增值服务和专业服务，增加附加值。
　　应大力提倡绿色低碳。李毅中表示，工业发展不意味着对生态文明的毁灭。工业制造、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在消耗着资源和排放污染物。因此，应将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相统一，发展循环经济，采用先进技术装备，节能、降耗、减排、治污，使排放控制在大自然能够自我修复的范围之内，维系和增加财富。以PTS(甲苯磺酸)为例，PTS原料是PX(二甲苯)，全国用量较大，但由于其毒性，我国虽有资源但不允许发展，大多混在汽油中浪费掉。这一控制给予日本、韩国较大市场空间，而中国大量进行进口还造成了二次浪费。因此，生态文明不是回到原始文明，而是应提高科技含量学会控制污染。
　　最后，重大项目决策应深入细致做工作，防止不正确的舆论误导，把群众保护环境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引导好、发挥好、保护好，并用倒逼机制促使企业自觉履行环保责任。李毅中说，三中全会将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作为15项重大改革的措施之一。工业是能耗大户、污染大户。因为能耗在企业成本中的比例较大，所以企业一般对节能较为重视。但是减排治污，从短期看要投入并增加成本，所以有些企业缺乏环保的积极性、主动性。因此，要利用当前的倒逼机制，使企业自觉履行环保责任，尤其要加大投入，补漏、补缺，减少三废，治理污染，尽快达标。

　　郑新立：市场资源配置将由企业家决定

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有两个重点，一是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二是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先进制造业、生态环保产业、服务业、进口替代产业四大领域将颇具发展潜力。

　　郑新立表示，刚刚闭幕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向全国、全世界传递了一个最重要的信息，就是要全面深化改革。这个改革将持续到未来10年，并且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郑新立表示，这是三中全会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一个最重要的突破。目前，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已形成共识。现在将“基础”二字改为“决定”，标志着改革进入了新阶段。今后，市场资源将由企业家来决定如何配置，而政府的工作重心则是宏观调控、市场监管以及公共产品的供给。
　　郑新立认为，通过企业开展创造性的经营活动，可以激发经济活力，从而把今年三季度经济稳中向好的势头保持下去，到2020年走出中等收入限制，实现全面小康。到2030年，当人均GDP达到17000美元，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才可能明显下降。
　　第二个重点是强调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决定》还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
　　郑新立表示，混合所有的股份制经济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未来各种所有制互相参股，企业里既有国有股又有集体股又有个人股，甚至还有外资股，在股份制的基础上建立科学的治理结构，形成现代企业制度。而且，《决定》提出混合所有制的企业要鼓励员工持股，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验已经证明，有员工持股的企业最具凝聚力和活力。
　　郑新立认为，受益于三中全会决策，从宏观上看今后有四大领域颇具发展潜力。
　　第一是先进制造业。我国工业正面临转型升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发展先进制造业，用现代技术改造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排放较高的传统产业，从而转变发展方式。郑新立表示，相关企业要将发展重心从原材料获取上，转移到由原材料深加工至精密仪器仪表、机械装备等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品，从而占领国际市场。
　　第二是生态环保产业。《决定》首次提出：“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决定》还提出：“发展环保市场，建立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机制，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
　　郑新立表示，发展第三方治理，将过去谁污染谁治理的模式升级为谁污染谁付费的模式，这是一个重要的制衡机制，可以有效制约排放超标的企业像过去一样“钻空子”。而今后发展环保市场化，将培育起一个庞大的环保产业，包括脱硫脱硝、除尘、水污染治理等专业技术会得到长足的发展，并能创造出可观的税收及就业。
　　第三是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如研发、物流等。由于我国正全面推开营改增税制改革，今后投资服务业将与投资工业一样享有平等税负，服务业将迎来一次发展的重大机遇。
　　第四是进口替代产业。郑新立表示，目前我国每年进口额超过1万亿美元，其中很多产品是国内有能力自行制造，且成本低廉的。而且在现有市场需求下，只要企业能做到控制成本，不仅可以占领国内市场，还能考虑出口问题。
　　郑新立表示，这其中最明显的就是石油和化工类产品，目前我国一年进口额为4000亿美元，分别为进口石油2000亿美元，进口化工产品2000亿美元。虽然缺乏石油资源，但是目前我国煤制油，煤制柴油、煤制汽油技术已相当成熟。通过发展液化煤一类比进口石油成本低的能源产业，或有希望顶替进口石油，并改变目前能源格局。
　　另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进口替代产业是芯片产业。郑新立表示，我国芯片每年进口约2000亿美元，与进口石油的花费额度差不多。目前，虽然自主研发生产高精度芯片仍有困难，但手机芯片之类的一般芯片的自主设计和加工都值得大力发展。“同类芯片的市场需求非常高，自主企业必须要抓住这个机遇。”郑新立以三星电子为例，近年来该公司以手机芯片为增长点，一年销售额超过2000亿美元。
　　另外，郑新立还表示，发展种植大豆及相关产业今后也很有潜力。据悉，我国去年进口大豆5000多万吨，主要用于榨油及豆粕。实际上，我国具备自主生产茶油等木本油脂的能力，如果大力发展，可以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并替代进口。郑新立对此建议称，新疆北疆的伊犁、阿尔泰等地气候条件适宜，空置耕地很多，很适合企业前往种植大豆及开发相关产业。

　　高培勇：财税改革事关改革总目标

三中全会破天荒第一次把财税体制改革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联系在一起，把它和实现国家治理和现代化相对接，从而赋予财税以“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特殊地位。

　　高培勇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发布之后，很多人都认为对财税体制改革意义重大，对此他很认同。其重要性不仅表现在财税体制改革在《决定》当中占有多大的篇幅，是不是单独立项，更重要的是放在了什么样的位置上。
　　此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对财税体制改革非常重视，最主要表现在破天荒第一次把它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联系在一起，把它和实现国家治理和现代化相对接，从而赋予财税以“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特殊地位。在《决定》中讲基础的时候没讲“之一”，讲支柱的时候用的是“重要”，这样的表述就把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凸显了出来。
　　高培勇认为，深入理解《决定》对财税体制改革的表述，需要寻找到可以依循的线索。就和人体结构一样，它也有一些基本的构建。财税总要有收入，收入又存在基本结构，于是第一个构建就是财税收入。收入了钱就要花，所以结构之二是支出。第三，收入和支出要有管理支撑。第四，因为财税主要指政府的收支关系，而政府是有级次的，因此处理不同级次政府之间的关系又是一个基本的线索。这样，理解财税体制改革就可以从收、支、管、体四个方面进行。
　　首先看收入。
　　当前我国的税收制度，如果以税种结构来做分析，最大的一块是一般流转税，然后是特殊流转税和其他流转税，这三个流转税相加占到总体的七成。再看两个所得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加起来只占26%。
　　流转税是间接税，所得税属于直接税。“改革财政收入结构，应该像女士们减肥一样，要减的一定是臃肿的部位，要添上去的是薄弱的部位，也就是说三中全会在这一方面是要把间接税占比改小，把直接税占比增大。”高培勇说。
　　再看税收的来源结构。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其它企业，在中国的土地上，全部税收收入来源的90%以上来自企业，真正来源于个人的税收只占不足10%。那么从结构均衡的角度去看，就要减少企业税，增加个人税。
　　理解了这两方面，改革的路径就能描绘出来了。高培勇表示，所以《决定》在税收制度改革方面，开宗明义就表示要“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这实际上讲的是在减少间接税的同时增加直接税，在减少企业税的同时增加个人税。这是为了税收制度能够体现公平，税制结构能够优化，而且要把现代税收制度作为一个重要考量而纳入到改革当中。
　　其次看支出。
　　据高培勇介绍，仅就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来看，2002年中国只有25%，但是如果把其它包含掌握在各个部委手中的各种基金收入都算入其中，整个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在35%以上，中国的宏观税负已进入到偏高状态。所以在《决定》当中提到了“稳定税负”的概念。总体来说，财政支出是减不下来的，政府支出也是压不下来的，能够做的就是控制它的增幅，因此本着务实的态度稳定收入，同时提高财政收入支出的效率。
　　第三个线索是预算管理。
　　中国目前整个政府收入从构成上来讲基本上可以分为六大块，最大一块是税收收入，第二块是财政收入当中的非税收入，第三块是掌握在各个部门手中的各种基金性收入，第四块是土地出让金收入，第五块是社会保险收入，第六块是国有资本经营上缴的利润。这几块收入目前在管理上和规章制度大多是对立的，财政收入基本是规范的，政府基金收入、社会保险收入、国有资本上缴利润大体是备案制管理，人民代表大会是只审不批。在管理层面上，分属各个政府部门，不能做到统筹安排。因此这次提出要规范、透明，实际上指的是目前的预算管理是不规范不透明的。
　　高培勇表示，要实现规范和透明，就要把所有政府收支按照同一的性质、同一的制度加以管理，把政府的收支关进统一的制度笼子，实现财政收支等于预算收支等于政府收支。这三块本来是一回事，但是在当前的中国却是不同的，财政收支只大体等于预算收支，而不等于政府收支。所以在三中全会《决定》当中提出要“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相对来说前面的更重要，因为政府的账目向全社会公开，就好像丑媳妇要见公婆一样，见公婆之前总要梳洗打扮一番，自己的滥账往往还是只有自己清楚。
　　第四个线索是财政体制。
　　财政体制体现的是不同级次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当前的中国，中央政府集中了大部分的财政收入，其中很少一部分会被存起来，作为中央预算金的来源；此外，中央政府自己花的钱大概占1/3；最大的一块则是通过税收返还、转移支付等途径拨付给地方政府。从地方政府的角度看，过日子的花销除了自己挣的钱之外，还有相当一块，大体上能占到一半要依靠上一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
　　高培勇说，这不是本来意义的分税制，因此要改，方向仍然是1994年所确定的分税制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力争实现分市、分税、分管这样的全面的分税体制。这在《决定》当中进行了很明确的表述，一是：“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二是：“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这实际上就是告诉大家，这次财税体制改革的目的不仅仅是增强中央在财政上的宏观调控能力，也要逐步让地方财政走出目前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