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城市资金过剩，农村资金外流，且农村金融供给严重不足，对资本需求迫切。城市资本“下乡”有着特别的意义：它不仅缓解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投资不足的困境，还带来农业经营方式的变革，并以技术示范、市场引导等方式带动农民增收致富，有助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

　　据有关方面初步统计，截至2012年12月底，全国家庭承包经营耕地流转面积达到2.7亿亩。其中，流入工商企业的耕地面积为2800万亩，比2009年增加115%，占流转总面积的10.3%。而靠近城市的农村地区远远超过这一比例。目前，工商资本进入的农业领域主要包括蔬菜、水果、花木、茶叶等经济作物和休闲农业等。土地流转规模一般以100亩至1000亩居多，个别企业流转土地多达万亩，期限一般为10年以内，也有长达50年之久的。

　　工商资本 “下乡”，难免鱼目混珠。他们在为农村带来资金、技术与人才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当饥渴的城市资本“恋”上日益稀缺的农村土地时，会加速土地“非粮化”与“非农化”。长此以往，不仅危及国家粮食安全，而且还会破坏“美丽乡村”与农村社会安定，扰乱工业化、城镇化进程。

　　首先，部分“下乡”企业短期投机与套利目的明显。这从不少工商资本青睐城乡结合带即可看出端倪。他们下乡的目的，并不是发展农业，而是进行新圈地运动，以图日后的土地增值盈利。其逐利手法有二：一是借助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政策，大量圈占农民耕地，且设法将土地流转期限拉长。原来，城郊结合部并不适合规划农业，被征用是迟早的事，届时土地的增值收益就会全部被工商资本合法地“拿走”，而农民则两手空空。二是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管制规定，以发展休闲农业和度假村的名义，图变相房地产开发之实。

　　其次，即便是一些真心“务农”的工商资本，客观上也存在与民争利的现象。企业为了赢利，大部分都搞“非粮化”的经济作物生产。“非粮化”影响国家粮食安全，抬升了地租，种粮大户受压。有关部门调查显示：一些地区工商企业流转入的土地种植粮食的只占6%。尽管农民由此可以获得较高的租金，但是此举带来的负面效应不容忽视。其一，粮食播种面积如果大幅度减少，将直接影响到粮食安全。其二，抬高了地租，加重了真正的种粮农户负担。

　　最后，土地流转后再度荒废与环保问题也日益突出。来自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的小岗村土地流转调查显示：工商资本流转入的土地出现大面积的抛荒与闲置。目前，小岗村共有1.9万亩耕地，土地流转率达44.2%，已转包的8400亩土地绝大部分由农业产业化企业经营。2009年以来，7家企业中已有4家因为 “市场定位不准”、“缺水”等原因而出现不同程度的抛荒或半抛荒状况。其他一些地方也有类似的情况，成片的农地以乡村旅游等名义被“圈”而不用。从事养殖业的企业在给当地农民带来实惠的同时，也给当地的环境造成了影响。

　　所以，有关方面在鼓励工商资本下乡的同时，必须正视上述问题，消除资本下乡的负面影响。

　　第一，设立门槛，提高准入。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明确规定，土地流转 “受让方须有农业经营能力”，“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对承包方的资信情况和经营能力进行审查后，再签订承包合同”。有关部门应着手制定工商企业租赁耕地准入制度。对工商资本“下乡”的背景与动机进行审核，支持鼓励真正“务农”的企业投资农业产业链。“下乡”不是圈地与囤地，资金应真正投向粮食生产及其产业化，乡村旅游不应牺牲农田。通过严格准入制度，将那些明显不符合从事农业经营的投机套利与逐利的资本拦在门外。

　　第二，调整与细化土地流转政策。其一，明确土地流转期限、用途与规模。土地流转期限应与农业生产周期相适应，不可过长，也不应偏短。企业长时间、大面积租赁农民土地，不利于农业长期发展与农产品供给。耕地应该更多地让本地的种植农户经营。有关方面应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确立合理的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的种植比例，控制流转入单个工商企业的土地规模。其二，改变目前土地流转奖励政策中“轻农重商”政策，将资金奖励给那些真正“务农”的人。

　　第三，建立土地流转风险防范与退出机制。通过推广使用土地流转示范合同，鼓励建立和完善土地租金预付制度。在土地流转面积较大地区，通过政府补助、流入方缴纳等方式，鼓励建立土地流转风险保障金制度。研究流入方退出机制，提高土地流转效率。此外，应发展农村土地金融，增加资金供给，从源头上缓解农村资金短缺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