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离不开财政制度的现代化。全会公报也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并两次提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这一重要命题。

　　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要求，点明了目前的财税体制中还存在许多无法与社会、经济发展适应的陈旧弊端。实际上，这些弊端也早已显露。比如，由于预算体制不够科学化专业化，导致国家财政资源的部分错配，一些吃得过饱的部门单位，为了保持下一财年的财政额度，一到年底就突击花钱，不仅助长了奢靡之风，制造了寻租黑洞，还使政府公信力受损;又如，税收不能完全体现公平税负和调节贫富的功能，中间群体、中小微企业税负过高，而富裕群体和个别行业税负过轻，导致群体与群体之间、行业与行业之间收入差别过大，中小微企业与大型企业无法真正实现“国民待遇”的平等;再如，地方事权和财权的不统一，刺激了一些地方政府征收“过头税”和乱收费的冲动，打乱了宏观调控应有的一致性。

　　这些问题都曾引起决策层的高度重视，曾三令五申加以禁止。但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制度层面寻找弊病源头，否则，抑制经济增长和激发社会矛盾的因素就无法剔除。

　　三中全会报告对于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有较为详尽的论述，即“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这也为今后将要实施的具体改革措施指出了方向。

　　建立现代财政制度，需要通过预算编制和审议的专业化，以及三公消费的透明化，为公共财政的善用提供机制保障。可以预期，预算编制的改革将随之而来，而三公消费也有望得到更刚性的约束。

　　建立现代财政制度，需要尽快实现地方事权和财权的统一。从财政角度而言，这就要求一方面改革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其效率，另一方面，需要培养地方稳定可靠的税源，以此调整其施政惯性，克服重视财政税费来源不重视民生需求，重视短期效益不重视长远利益的弊端，实现与中央调控的进一步协调。

　　建立现代财政制度，需要降低总体税负水平，以此营造出普遍的创业创新氛围，增强社会的普遍活力。当然，税制的改革，并非税负的全部下降，而是通过有升有降，达到总体税负的优化。

　　可以期待，预算制度和税收制度的改革，很快就会启动。改革不是“拔鸡毛”，而是让央地政府间、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财政关系更加通畅。随着改革的深入，经济和社会都将得到更多的养育，而公平与正义也将获得更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兑现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