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经济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否设计出比较高效率的制度供给，而之前的一系列信号都表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恰以如何通过推进市场化改革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并进而释放增长红利为核心。刚刚发布的10月中国宏观经济数据，显示宏观经济趋向稳定，短期增长无需多虑，而长期增长仍存隐忧，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潜在经济增长率逐步下移的经济发展新阶段。新阶段自然需要创新宏观管理思路，从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培育经济增长的接续动力，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本质而言，笔者认为，与金融危机时的经济减速比起来，本轮经济减速最大的不同，是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条件、中长期结构性因素，特别是全球化基本面、要素基本面等正在发生趋势性变化，中国开始真正步入增长动力转换的年代。
一般来讲，有两种机制在促进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作用，即微观增加供给的增长机制和宏观扩大需求的增长机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增长中枢渐次下移，经济增长低于趋势增长率逐渐成为“新常态”，为应对这种趋势，各国政府的普遍思路是致力扩大需求以拉动经济增长，也即经济学中常说的“需求管理”。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西方发达国家普遍进入大规模工业化阶段，生产供给极大丰富，工业化的大规模供给和人们需求的有限性之间产生了不可弥合的矛盾，并最终导致西方世界的“经济大萧条”。由此，主张通过需求管理和政府干预的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因危机而生，并通过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向西方乃至全球推广。此后，反危机时期的短期需求管理政策越来越成为长期的政府政策，全球主要国家开始全面实施政府干预经济政策。自此，实现经济增长的机制发生了重大的调整，经济增长不再只是微观增加生产要素和提高要素效率的问题，从宏观经济层面上扩大出口、增加消费和投资成为主导增长模式。
近几十年来，需求管理的思想一直被全球大多数国家政府所追捧。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暴发后，为刺激有效需求不足，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政府更是把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常态化、普遍化和长期化。然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不尽相同，发达国家更多是需求约束，而发展中国家并非有效需求不足，实际上更多是供给约束下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放缓，中国尤其如此。
要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约束，并非是需求而是供给，也即人口红利减少、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全要素生产率滞后带来的问题。随着“人口红利”优势逐步衰减，未来五年由低成本衍生出来的高资本回报率优势，可能将逐步消失，随着劳动力要素和资源要素价格相对调整，中国经济依靠低成本优势的粗放式增长已成历史。
在此情形下,笔者认为，我们必须尽快改变“三驾马车”的分析思路框架，而放眼于长期供给的分析新框架，因为长期供给才是决定一国潜在经济增长轨迹的关键所在。从当前“调结构”的政策思路上看，若总是在“出口-投资-消费”三者之间找平衡，围绕的都是总需求概念，而供给的硬约束才是本轮经济回调的最重要因素。再清楚不过，既然经济减速是由供给约束造成的，那么再一味去设法扩张需求，就非但不能提升经济增长，反而可能导致经济结构的失衡和负债式增长。
长期以来，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重心，始终是在实行需求管理的反周期政策。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再次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期间虽然也有过启动消费需求和结构性调整等新手段的运用，政府支出计划也有所调整，但总体框架仍然属于需求管理的传统思路。
需求管理带来的经济扩张，不仅仅是政府的过度干预，也不仅表现货币发行的扩张需求，而且还更多地表现出了负债水平的升高。目前，除了各地方政府以土地为基础的负债表式扩张，导致了政府负债的急升之外，全社会总体债务率都有所提高。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我国全社会的债务率(杠杆率)已经上升了40个百分点。特别是在2008年期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加剧和国内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并针对重点需求发力：比如鼓励住房消费，启动地方融资平台、加大周期性行业投资等等，随着银行信贷规模的扩张以及投资的加速，经济增长出现了强劲反弹，但与此同时包括政府、居民、企业以及金融机构在内的不同部门债务率也在快速上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显示，自2005年至2012年，我国非金融部门(居民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债务占GDP比例整体呈上升趋势，债务总额由25.8万亿元上升至91.6万亿元，杠杆率由139.3%上升至176.3%，累计上升约37个百分点，表现出较为突出的负债表扩张性质。
传统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目标，都是通过调节商品或货币市场均衡条件推动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以达到更高的均衡产出点，但代价是不断推高价格总水平，进而造成严重的通胀，但提高均衡产出也可以移动总供给曲线，结果是产品价格水平的降低和要素生产效率的改善。
现在回过头来看，过度关注需求，不仅加剧了经济波动，带来了资源错配的风险，也影响了生产要素效率的发挥。因此，从“放松政府管制，优化制度供给，提高要素效率”三大目标着眼，着眼于供给，重视微观主体的税收激励，实施减税以及税制改革，增强微观主体供给能力，鼓励技术创新，重新审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发挥生产率对提升总供给的根本作用，才能最终打破影响中国经济的供给约束，真正释放生产力，而这也恰与新一届政府倡导的简政放权、加快竞争性市场体系的改革路径不谋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