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有关转基因食品的争吵分贝明显升高，正反双方唇枪舌剑，好不热闹。拥护者挥舞着嘧啶、碱基、双螺旋等生物学名词，高举利国利民的猎猎战旗，乘着耕种面积不断扩大的东风，愈战愈勇;反对者手持保护国人食品安全的道德盾牌，占据着“保家卫国”的制高点，寸土不让。正是在你来我往之间，转基因食品问题越来越偏离科学轨道。

　　冷静下来仔细想想，其实不难发现，转基因的确是个需要运用科学素养来分析的科学问题。粗略地划分，科学素养大致包括三个层次，从低到高依次是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以此三端质诸正反双方，恐怕都有需要反省的地方。

　　一位积极拥护转基因水稻的农业专家说，自己连续14年吃转基因大米，至今身体无恙。这位专家献身科学的精神让人感动，却无法掩盖科学方法上的漏洞，因为单一样本基本没有说服力。法国著名科学家拉瓦锡在上断头台前与刽子手约定，以眨眼方式验证人砍头后能活多久，其科学精神激励了很多人，也同样存在样本过小的缺陷。

　　科学的任务是求真，不应该穿上厚厚的道德外衣，尤其忌讳泛道德化。我们经常能看到专家们“痛心疾首”，时刻担忧国人吃不上米，声称“延缓就是误国”，所以要联名上书高层推动此事。可关于安全问题，却很少见到实实在在的研究，多数都在转述他国研究成果。

　　坦率地说，拥护者多数使用的还是科学话语，反对者则空有拳拳之心，论据以“常识”居多。有人说近些年硕鼠少见了，难保不与粮食基因转了有关;有人质疑，孩子们体格一代不如一代，这跟转基因食品脱不了干系;有人担忧，转基因技术都是外国公司掌握，会不会另有所图?

　　还需要注意到，转基因食品问题争论中，不时会表现出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甚至上升到军事对抗层面，与科学讨论相去甚远。

　　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唐朝，中国的耕种技术就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有位诗人高兴地看到，只需“春种一粒粟”，就能“秋收万颗子”，可诗人又遗憾地发现，即便“四海无闲田”，还是会“农夫犹饿死”。

　　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应对饥馑成为中国人的生活主题，用现在的话说是寻求粮食安全。在这种文化氛围当中，有关粮食的问题很容易进入情绪化的误区。讨论转基因食品问题尤其要注意，应该多一些科学，少一点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