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金融项目可自由兑换的讨论，近两年来较为热烈，上海自贸区设立更将此推上了高潮。可以预见，人民币汇率波动必将重建内外经济联系。中国正在终结历时20余年的经常项目时代，当前处于转向资本金融项目的十字路口。

　　彼得·德鲁克早在1987年就在《变化中的世界经济》中用数据和事实证明，一旦货币偏离实体经济，金融与经济“两张皮”的时代到来，两者的数量关系的性质即发生异变，货币交易方程式(MV=PQ)被颠覆。今天，全球经济关系早已从经常项目时代迈向资本项目时代。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7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对德鲁克的判断作了很好的注脚。

　　中国经济在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转型过程中，GDP增速与对外经济的变动轨迹开始模糊化，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内外经济联动关系更趋复杂化。经常项目在中国内外经济关系建立过程中起纽带作用，十多年间的结构变化，2007年是分水岭，前5年(2003至2007年)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例从2.8%迅速扩大至10.1%。此后又渐渐降至去年的2.6%。有分析指出，经常项目顺差收窄，期性因素不是决定性的，投资趋势性上涨及通过刺激进口等途径是根本原因。当前，外部失衡的缓解是以内部失衡的加剧为代价的，所以需要审慎看待当前模式的政策成本。考虑到投资率将会持续保持高位以及储蓄率的趋势性回落，经常项目顺差即使反弹也仍会维持在基本平衡范围以内。

　　考虑到我国赶超型工业化的模式变迁，有研究指出中国改革与开放前后的内外经济运行，与其他存在对外需和外资双重需求的发展中国家不同，重工业优先发展模式遗存的高储蓄率体制使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更多表现为对外需拉动的单一需求。中国在总体并不缺乏资金的情况下，随着政府对加工贸易型FDI的优惠力度不断升级，出现了资本顺差带动贸易顺差增长的现象。从财政收支账户上可清晰地看到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的短期波动，外部经济调整的实现形式是进口商品实施结构性减税和加快出口退税。

　　今年，进出口贸易短期波动，尤其是单月出口低增长和负增长实情，提供了经常项目调整的观察试验。一些“真实的贸易背景”导致了不真实的需求，成为银行贸易融资增长的主要载体。而人民币汇率受“走出去”、“两率市场化”等政策及供求关系变化影响，或维持震荡上行趋势，贬值不易出现。在企业依靠“低进高出”的差价就能套利，骗取出口补贴和套取出口信贷的情形下，出口与汇率变动关系变得模糊。因而，仍需挤出进口的虚假成分。为此，国家外汇管理局于5月初发文要求加强外汇资金流入管理，特别是加强对进出口企业货物贸易外汇收支的分类管理，加大对存在异常或可疑情况企业的核查力度。海关则进一步加强了对保税区进出口货物的监管，同时加大了对保税区内注册物流企业的资质审核。内挤外压下，外贸进出口出现“双降”。

　　解决经济的内部失衡，罗德里克在开放与本国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机制方面早就提出警示，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制订贸易政策时只重视开放扩大出口的作用是本末倒置的做法，开放不应取代发展战略而只能通过与国内发展政策的相互配合发挥作用。解决外部经济发展失衡，最为关键的是推动外贸协调发展，促进外贸收支平衡。为了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再平衡过程必须包括汇率调整。政府当然可通过干预政策使名义汇率不变，但当干预造成通胀时，实际汇率仍会发生变动，并强制性调整失衡。因而，对失衡的研究应主要着眼于国内失衡，即一国经常账户的绝对失衡，侧重总供给和总需求等问题，更关注实际汇率变动。一手抓提速增长的内生动力培育，另一手抓进出口贸易管理和国际收支平衡管理。

　　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外资占GDP比重始终保持在4%至8%的比重，表面看来外资流入过度是误判。事实上，仅从流量上判断恰恰是误读，因为引资的显性和隐形投资补贴，并未归入外商直接投资的统计范畴。地方政府对外资的过度偏爱，致使外资企业获得了超越本土企业的特殊待遇，借势获取高额利润;在资本账户严格控制下利润再投资规模庞大，占总投资比重长期居高不下，而这并未计入FDI流入的监控范围。笔者以为，要促使外资的流入和流向平衡，需要施展胡萝卜加大棒的联动战略，才可能消除多重困局。

　　破除外部失衡，关键是利用好外资和外贸发展平衡工具。长远之计则是需要从现在开始把握症结所在，做好内外经济失衡的“摸底”——监测与预警。外商直接投资将成为中国经济调整的主要工具变量，而内生动力才是未来内外经济平衡发展的关键。这势必需要更加重视外资的进出结构和内外结构的优化、地区分布的合理、行业结构调整以及投资与贸易之间的关系协调，并力促其在内生失衡破除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对此，全球都在拭目以待，改革与开放下一路狂奔的中国经济是否会以另一种姿态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