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经济贸易规则将会在WTO的多边框架之外出现，由数量有限的几个国家协商形成。发达国家之间协商达成的贸易规则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很可能门槛过高、成本巨大。
●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虽然是后发国家，但是人口最多，市场潜力最大，并且制造业最集中，也是最大的贸易发生地，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前景是光明的。
●金砖国家应当在加快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金砖国家外汇储备库和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的同时，抓住机会启动金砖国家自由贸易区议程。
11月1日至2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与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德国国际合作机构联合举办了以“增长、转型、改革——未来10年的新兴经济体”为主题的“2013’新兴经济体智库经济政策对话”暨第78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来自国家相关部委、研究机构、高等院校，以及德国、俄罗斯、巴西等国的官员和学者出席本次论坛。与会专家就新兴经济体深化拓展合作进行了深入探讨。
世界经济深度调整 新兴经济体亟须以合作应对变局
外部市场需求仍然疲软，新兴经济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龙永图认为，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不振、市场不振、消费不振，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依靠发达国家市场的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下滑。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尹中卿认为，新兴经济体中长期经济结构调整任务艰巨，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许多新兴经济体国家面临经济增速持续放缓，有的国家更是面临增长失速、通胀失控、资本失助、流动失序、结构失衡。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认为，去年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但今年发达国家呈现出整体走出困境的趋势，有研究机构预测今年发达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会达到60%，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很可能被逆转。
国家商务部原部长助理黄海认为，全球经济正逐步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但总体上仍然处于政策刺激下的脆弱复苏阶段。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和“经济再平衡”举措开始有所成效，新兴国家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难度加大。新兴经济体增速普遍回落，缺少新的增长点。新兴国家团结起来，行动机会会更多、希望会更大。
发达国家量化宽松政策退出预期上升，新兴经济体外部经济风险加大。尹中卿认为，美联储的每次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都对应着新兴经济体国家的一次危机。只要全球经济周期调整的主导权掌握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手中，就会“美国生病，全球吃药”，新兴经济体受损的遭遇就一轮一轮的上演。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彭森认为，在发达国家量化宽松政策退出预期的影响下，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之间出现一升一降、一稳一高、一进一出的趋势：发达国家经济总体回升，新兴国家增长下降；发达国家通胀稳定，新兴国家通胀压力加大；发达国家资本流入，新兴国家资本流出。
陈文玲认为，发达国家集体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了全球性的货币泛滥，给全球资本市场带来非常大的冲击。同时，发达经济体整体高负债，例如美国的负债率已经超过100%，日本的负债率已经达到243%，给世界经济带来很大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新兴经济体整体下行的外部原因是共同的，为此需要大家共同去争取外部环境的改善。
中国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于吉认为，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时刻表目前难以确定，发达经济体转嫁内部经济困难的政策意图十分明显。新兴经济体要保持经济平稳发展，规避被“剪羊毛”的风险，必须拓展合作领域，维护共同利益，实现合作共赢。
在新一轮全球经济贸易秩序调整中，新兴经济体存在被边缘化的风险。彭森认为，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资本贸易往来增加成为新的趋势，各类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在抬头。原有的国际贸易、投资、金融的格局和世界治理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联合国拉丁美洲及加勒比经济委员会(ECLAC)国际贸易及一体化部主任罗萨莱斯认为，自2010年来，世界范围内开始了若干个影响深远的巨型区域自由贸易谈判，例如TPP和TTIP。新的经济贸易规则将会在WTO的多边框架之外出现，由数量有限的几个国家协商形成。发达国家之间协商达成的贸易规则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很可能门槛过高、成本巨大。对金砖国家来说，如果利用TPP促进国内的改革，还可能会失去对改革速度的控制。
德国国际政治与安全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迪特尔认为，WTO正在被边缘化，很多区域性的贸易协议安排正在发展，而区域性的贸易协定具有排他性，意味着不少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会被排斥在外。
黄海认为，当前多哈会谈停滞不前，多边贸易体制发展受阻。美欧加快制定TPP、TTIP等高标准的自贸协定，在跨国投资、国有企业、知识产权、劳工权益等领域设定了更高的标准和更高的门槛，新兴国家将可能处于不利地位。新兴经济体需要齐心协力摆脱不利格局，继续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扩大外部市场空间。
新兴经济体市场潜力巨大 合作空间广阔
新兴经济体仍是全球增长的重要引擎，共同市场的潜力巨大。彭森认为，新兴经济体通过加快自身转型将继续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全球专业化分工呈现出向各个国家内部分工转化的倾向，新兴经济体内部的贸易投资大量增加，新兴经济体之间跨区域和区域内的经济往来在增加，不断挖掘出新的市场潜力和经济增长点。陈文玲认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虽然是后发国家，但是人口最多，市场潜力最大，并且制造业最集中，也是最大的贸易发生地，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前景是光明的。
新兴经济体之间经济结构互补性明显，潜在合作领域宽阔。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原副院长陈文敬认为，金砖国家互补性很强，有的国家有资源、有的国家有技术、有的国家有市场，所以走向一体化以后，福利创造效应明显。过去几年金砖国家内部及金砖国家和其他国家贸易总额已经成倍的增长。未来金砖国家内部合作发展的潜力巨大，包括金融合作、能源合作、经济技术合作和双边贸易。
于吉认为，中国在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行业存在明显产能过剩，国内市场相对饱和，但新兴经济体有很大的市场。俄罗斯、印度、巴西、东南亚、非洲、南美等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改善需求较为迫切，需要大量的钢材、水泥等建筑材料。又如，矿产资源方面的合作空间很大。新兴经济体国家中，有的蕴藏大量石油天然气，有的铁矿丰富，有的铜矿丰富。新兴经济体合作开采矿产资源，相互投资和合作，可以取长补短，获得双赢。许多新兴经济体还共同面临着发展对资金的需求，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金融合作，可以缓解资金方面的压力。
合作中实现共赢 走向持续增长
推动双边和多边的自由贸易协议，走合作共赢的经济一体化之路。陈文敬认为，尽管多哈回合谈判受阻，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并没有逆转，新兴经济体依然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新兴经济体未来合作的战略趋向应该是走合作共赢的经济一体化之路。金砖国家应当在加快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金砖国家外汇储备库和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的同时，抓住机会启动金砖国家自由贸易区议程。以亚洲为中心的新兴力量的崛起，将会影响未来世界经济和政治的格局，亚洲密切的合作也会对世界未来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黄海建议，尽快推动金砖国家制定贸易和投资合作框架，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启动中国与东盟自贸区升级版谈判。
全面深化经济合作和金融合作。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前副所长朗哈默尔认为，面对发达国家政策外溢的挑战，新兴市场应该在货币政策领域加大协调力度，提高改造国际金融体系的集体谈判能力。
尹中卿认为，目前国际金融体系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保障全球经济稳定的功能趋于弱化。新兴经济体应继续深化合作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例如，加快建立亚洲区域货币筹备库，积极推动亚洲地区的金融合作。
南开大学当代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龚刚建议，金砖五国共同发起成立超主权中央银行——金砖银行，发行“金砖”货币，对内对外采取双重货币体系，对“金砖”内交易使用主权货币兑换金砖货币，对金砖外国家交易则使用“金砖”货币兑换对方主权货币(比如美元)，聚五国之力降低过度依赖美元的经济风险。
加快“互联互通”建设。国家开发银行金融研究发展中心主任郭濂提出，“互联互通”有利于推进亚洲新兴经济体抱团取暖，促进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区域一体化。“互联互通”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基础设施建设、二是机制构建，三是人文交流。需要完善互联互通规划，增强互联互通的可行性。应尽快研究形成“互联互通”投融资瓶颈的解决方案。例如，加快组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对于促进亚洲国家互联互通，促进亚洲贸易自由化影响重大。黄海提出，我国需要加快推动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等项目的互联互通工程。
加强沟通协调机制建设，促进集体发声。陈文玲认为，对有些发达国家转嫁危机的做法，新兴经济体要集体发声，引导或者主导世界舆论。同时继续用好金砖国家论坛、中非论坛、中阿论坛等沟通协调平台，成为建设国际新秩序的参与者、推动者和主导者。
黄海认为，新兴经济体要在互动中寻找利益共同点，通过加强合作，增强在国际经贸发展和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新兴经济体大都参加了WTO多哈回合、《服务贸易协定》以及TPP、RCEP等谈判，在很多议题上持有相同或相近的立场，应当尽快建立新兴国家应对谈判的合作机制，在相关国家政府和智库之间建立信息交流机制，加强沟通协调。
陈文敬认为，新兴经济体需要建立更加紧密的领导人合作机制，增强互信，加强合作。金砖国家论坛应当设立秘书处，负责日常协调工作，使合作的目标更加具体化、落实工作常态化。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全球伙伴关系-新兴经济体”项目主任司嘉丽认为，新兴经济体和发达国家之间也需要加强沟通和合作。欧洲在经历着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经历的问题，学习应该是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双向的学习而不是新兴国家向发达国家单向的学习。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和工业化国家应当重新思考增长理念，是一个广泛的共识。包容性绿色增长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模式，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应当携手加大全球的互联互通，开展持久的合作，不要自设边界、不要固步自封，共同转向包容性绿色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