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在一个普通的小县城调查，一个农村户口的农民工要转为城市户口，公共成本是10万块钱，全国的平均数比这个要多。人民日报今年8月份登出来，全国农民工市民化人均需要公共开支13万块钱。从哪筹这么多钱?

　　新型城镇化的资金该怎么解决?这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从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财权和事权是不对称的。中央的财权多，而很多事情是地方做，地方又没有钱。我们有一句流行话：中央请客、地方买单。

　　所以，解决城镇化的经费问题，就要加快财税体制的改革，既然要让地方做这件事，地方就应该有相应的经费。现在的分税制的比例是1994年定的，实际上就到省为止了。还有省跟下面的地级市的关系，地级市跟县的关系，都不明确。依靠什么?实践中依靠讨价还价来定，这不规范，要改革。另外，地方应该压缩经费，中央也应该压缩经费，把钱用在更有效的地方。

　　如何解决城镇化的经费问题，涉及到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有一种说法，实行“小政府、大市场”就行了，实际上这是不行的。小政府大市场这个提法不准确，是因为市场跟政府的关系不能用大跟小来分。在任何情况下，政府的工作人员人数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都是小的。有人说，是“强市场强政府”，这个“强”也不行。我在我的文章里用的是“有效市场，有效政府”。

　　有效政府，就是政府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有效市场，就是市场做自己可以做的事情，这就行了。政府能够做市场也能做的，就要给市场;政府该做的就是市场做不了、做不好的，比如收入再分配，政府就应该帮助。这样才能够摆正市场跟政府的关系。

　　靠卖地维持地方财政的老路不能再走下去了。卖地以前一直采用，的确帮地方政府解决了一些困难，但是现在怎么样?没那么多地了，地卖完后又怎么办?没办法。所以要改掉。改掉以后政府仍要花这么多钱，怎么办?向银行借债。现在地方债务中60%以上，有的地方甚至到80%，都是银行贷款。银行贷款将来又还不上，变成坏账怎么办?这是蕴藏着金融风险的。

　　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想办法。对于长期的债务，应该采取了断的形式，把它折扣成由中央担保的地方债券，地方债券不是短期贷款，可以再试行。中央不要任意为地方债务兜底，因为这是不规范的。现在是跑项目，将来会是跑债务，这个应该规范化运作。(原文刊于11月4日《北京日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