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不开证明的不要让群众开证明，可以一趟解决问题的不要让群众跑两趟，可以不回原籍办理手续的不要让群众来回往返”，在11月5日召开的全国治安管理工作座谈会上，公安部副部长黄明强调，要把解决广大群众反映强烈的办户口难、办证难问题作为改进作风的突破口，抓出成效。

　　身份证、户口、准生证……近来有关办证难的新闻时见媒体。有调查显示，80.9%的受访者表示遭遇过办证难。其中“不说明具体流程，多次要材料”“互相推诿”及“脸难看”占据前三位。

　　正如《人民日报》此前评论所说，办证难背后，“‘反仆为主’的权力伦理错乱，正是官僚主义和‘官本位’的典型症状”。因此，黄明对于办证难的回应，最后也是落脚到改进作风上，并辅以“办证刁难群众查实一律停职”的严厉问责。办事作风如能改变，诸如“不说明具体流程”“相互推诿”“脸难看”等现象，也会随着基层工作人员服务意识的提升而相应减少。

　　办证难局面多年难破，并不是因缺乏法规，也不是没有严厉的问责机制。基层作风转变之难，往往被当做办证难的主要反思对象，但实际上这并不单单是个作风问题。人们对于办证难的核心困惑，其实并不仅仅在于如何被刁难，也在于一个信息化时代，为何需要如此繁多的材料和程序来证明自己。

　　可以说，办证难是现行的社会管理模式滞后于人口流动趋势的直接体现。办证难是在人口流动、人户分离的趋势下集中发生，人口流动意味着传统的属地管理模式落伍，跟不上时代。在应对地域与地域之间基于公民档案信息的衔接管理上，现行的审批办证模式，要求通过加盖公章、签名的材料和环环相扣的手续流程，来实现无缝化的管理。但这种管理模式虽然严丝合缝，却也将主要责任交给了民众，让民众来证明自己符合审批条件。地方都有基于本地情况的办法，如果规定的某一环节未完成，那么整个办证链条都会卡住。而在整个链条中，基层工作人员其实也只是位于最末端、与办证者打交道的一环。

　　现行户籍、身份证、准生证等审批管理体制，确实体现出一定程度的严谨性，但要看到，这是通过繁琐的程序论证和庞杂的材料证明来维持的。管理越严密，意味着民众在证明自己上需要承担的责任越多，办证难就是个意料之中的结果。当然，这并不是说那些必要的资质审核材料和程序可以拿掉，而是说管理模式完全可以实现信息化。在信息录入的基础上建立起全国性的数据库，将证明自己所需的材料、手续甚至证件本身，减少到最低限度。

　　从技术上讲，实现信息化管理并不难。办证难的重要原因在于，材料和证明都是人工录入的传统模式，办证者需要来回奔波，找这个签名，找那个盖章，即使办证人员不刁难，办证的效率还是很难提高。每一个办证程序意味着一道审批，办证所需的每一个签名、公章，其实也相当于一道审批。在信息化管理的模式下，即使这种审批不精简，它也可以将审批地点从现实转移到互联网上。当然，前提是办证信息实现了系统录入。

　　在这个意义上，办证难关键上也是管理模式转型之难。信息化时代，人口的流动性或许还会加强。这种趋势对传统管理模式的冲击会更大。既然技术门槛不是问题，那么管理模式的更新应该尽快闯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