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认为，经济的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马尔萨斯的贫困陷阱、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刘易斯转折点和索洛新古典增长。中国现在正处于刘易斯转折点上，必须通过改革和创新，防止中国经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只能通过改革得到，通过让农民工转移可以继续创造资源重新配置效率，通过优胜劣汰可以提高企业的竞争和效益的提高，同时也不可忽略技术创新的作用。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新浪财经和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新浪·长安讲坛第239期日前召开。论坛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发表了题为“经济发展阶段划分及中国的对号入座”的主题演讲。蔡昉认为，经济的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马尔萨斯的贫困陷阱、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刘易斯转折点和索洛新古典增长。中国现在正处于刘易斯转折点上，必须通过改革和创新，防止中国经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老龄化与增长减缓是必然现象

　　蔡昉首先表示，要了解经济发展都经历了何种阶段，最不应该忽略的就是马尔萨斯。因为马尔萨斯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在人类100万年的历史当中，有99.99%的时间都是处在马尔萨斯贫困陷阱之中，在今天的世界上仍然有大量的马尔萨斯现象。工业革命是划分马尔萨斯贫困陷阱和现代经济的一个关键点。直到1800年工业革命之后，世界上才出现了人均收入的实质性增长。但是，这种增长并不是同步的，而是产生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分流，一部分国家开始了快速的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但还有大量的国家处在落后贫穷、缓慢地增长或者停滞的经济当中。
　　在中国，大分流有一个自己的名字，叫李约瑟之谜，中国在历史上是很强大的，到了近代中国就跟西方拉开了距离。
　　现在的经济增长理论普遍让人们认识到其实经济增长的核心不是资本的积累，不是土地的多少，而在于创新。解释经济是否增长要看两点，第一是物质资本的积累，第二是人力资本的积累。核心问题是如何把这些东西培养积累起来，而这就必须要有一种激励机制，去鼓励资本的积累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中国较早地形成了中央帝国，无法形成独立的、有很强激励发展经济的地方经济体。其次，在人力资本的积累方面，由于科举制度这条独木桥，科技、工业、技能这些东西都是不受鼓励的，因此没有形成足够的气候，没有能够打破马尔萨斯陷阱的力量。
　　工业革命后，进入了二元经济发展时代。二元经济的发展过程是刘易斯最先提出的，解释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是如何发展的，主要过程就是将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不断吸纳出来，用不变的工资吸纳他们促进非农产业的发展，直到有一天把劳动力吸收完全。
　　二元经济的发展过程有两个事件，一个事件是经济过程本身，劳动力不断被吸收，工业部门不断扩大的过程；另一个事件是人口转变的过程，即人口增长会从马尔萨斯时期很低的水平逐渐提高，然后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后人们开始少生孩子，生育率又慢慢下降。作为对人口变化的一个回应是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有生育劳动力，为什么我们能够得到人口红利，为什么人口红利终究会过去、剩余劳动力终究要吸纳干净，为什么我们要进入到一个老龄化的社会，为什么我们终究要走向新古典的增长过程。
　　蔡昉说，我们应该看到，人口因素在所有经济增长的变量当中都起到了作用。首先劳动年龄人口迅速增长、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的话，它倒过来的指标人口抚养比就会不断下降，人口的负担很轻，生产力的剩余就可以积累下来用于投资，保证了物质资本的来源。第二，物质资本要想不断地投入，还需要有回报率。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每年都会有大量的农民工从农业中转出，因此边际报酬递减的现象不会发生。中国在很多年里，资本回报率相当高，这就是人口因素带来的。因此，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时期，可以用刘易斯的理论来分析。

　　蛋糕不再能做大就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蔡昉提出，二元经济发展时期后的刘易斯转折点对中国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刘易斯转折点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剩余劳动力的消失，而是说劳动力仍然存在，但是用不变水平的工资可以无限吸纳劳动力的策略已经失效了。必须通过涨工资，才可以将劳动力继续转移出来。因此，出现普通劳动者工资的上涨，就是刘易斯转折点出现的标志。
　　从数据上看，2004年开始，出现了民工荒、招工难的现象。从那之后，农民工的工资就一直处于上涨当中。这背后的推动力至少有一条，就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越来越慢，终于到了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15到59岁的人群开始绝对减少。相应的人口抚养比开始上升了。因此前面说的有利于经济增长，获得人口红利的因素发生了逆转，很自然，经济增长速度也会降下来，人口红利应该说就消失了。人们在这个时候开始讨论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蔡昉表示，中国还没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只是说减速，减速有可能成为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开端。最有名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是拉美很多国家，还有亚洲的马来西亚，甚至南亚的一些地区。
　　一般来说，中等收入陷阱首先是经济增长的减速，有的时候是因为一个特殊的机缘，如墨西哥比索的贬值导致经济增长放缓。但实际上，这其实是发展阶段产生了变化。在这个发展阶段之前也许有一些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手段，但是到了特定发展阶段以后这些手段就会失效，但是你又没有找到新的杀手锏，因此经济增长速度就下降了。
　　有的时候减速并不一定是坏事，但是你要知道以后如何保持持续增长。如果减速之后不知道减速的原因，不知道人口红利消失了，不知道因为刘易斯转折点到了，传统的靠投入推动增长的模式已经失效，应该靠科学进步、靠改革，正常的减速就有可能转变成为经济的长期停滞。
　　日本就是这样，1990年之后日本人口红利消失了，和我们2010年几乎一样，从人口因素来看。但是日本不知道它的人口红利消失了，也不知道它的供给能力降低了，以为是它的需求不足，因此日本人用了所有的精力去刺激需求，最后失去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基本上是零增长。
　　下一步会产生收入差距和社会矛盾加大现象。过去高速增长有一些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但是不管怎么说你增长我也增长，你拿的份额高，但是我也有所改善。如果经济不增长，蛋糕不再做大了，蛋糕成为一个不变的东西，人们还能干什么呢，人们想的唯一可以做的事就是重新分蛋糕。能均等地分吗？不是，谁的谈判力越强，谁对政策的影响力越大，以前占有更多的资源的话，谁就可以得到更大的份额。这时候，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社会矛盾会变得越来越尖锐。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会提出说我要给老百姓改善收入分配。在拉美很多人想当总统，很多著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也去竞选总统，因为有号召力，可以空口说白话，说改善收入分配。因此，他们的政策变成了典型的民粹主义政策。蛋糕不做大，拿什么去给大家改善，你要重新调整蛋糕吗，不太可能。因为本来就有更强的谈判力、政策影响力的人占有更大的份额，反对任何形式的改革。因此，这些国家陷入到恶性循环，导致体制的固化。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只能通过改革

　　蔡昉表示，当前，我国经济在运行过程中已经出现了许多问题。对此，新一届政府有一个应对思路，有人叫“李克强经济框架”。其中第一条措施就是不大规模刺激经济。不刺激经济不太可能，但是要不大规模刺激经济。
　　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时候就是刺激经济。当时它的人口红利消失了，过去的一些制造业失去了竞争优势。这时刺激经济，在制造业部门就是继续生产大量的工业产品而没有人购买。而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由于基础设施建设是与实体经济配套的，因此实体经济不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也没有发展的需求。这样刺激经济、扩大流动性的后果就是资金最终进入非实体经济、金融业等，这就背离了刺激经济的初衷，泡沫经济起来了。
　　因此我们今天必须认清形势，我们的问题出现在供给方，是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而解决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应该用别的办法。
　　还是以亚洲的例子来说，新加坡之所以能够取得长时间的经济快速增长，是因为它在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利用了国际的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今天新加坡GDP的百分之四十是由外籍人员创造的，也就是它采取了开放的移民政策，而日本没有。因此新加坡的劳动力始终是充足的，这就可以防止资本边际报酬过快的下降。但是中国不行。不过，我们也有潜力可挖，就是让农民工的转移更加充分一些。更重要的是，虽然资本边际报酬终究要下降，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创新，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把资本边际报酬下降的那部分给补上去。其实新加坡也做到了这一点，它在目前的全球创新上排名都是在前十位。
　　对中国来说，这两个过程其实就是通过改革创造制度红利的过程。
　　蔡昉认为，如果不进行改革的话，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我国在2011到2020年间，劳动力总量会减少，潜在增长率水平将会继续下降。但是如果通过改革让劳动参与率更高，让更多的人进入到劳动力市场，只要每年的劳动参与率提高一个百分点，潜在增长率就可以增加0.88%，这是相当可观的。
　　问题是劳动参与率如何提高，靠晚退休解决不了。六十岁上下的老人企业是不需要的，但是企业目前还需要农民工。农民工因为户籍制度的约束没有养老保险、没有社会保障，很难转移出去，因此他们退出劳动力市场太早，太频繁。因此需要户籍制度改革，农民工的市民化可以增加农民工的劳动力供给，提高劳动参与率。
　　其次，全要素增长率可以直接刺激经济增长。如果全要素生产率增加一个百分点，潜在增长率就可以增长0.99个百分点。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只能通过改革得到，通过让农民工转移可以继续创造资源重新配置效率，通过优胜劣汰可以提高企业的竞争和效益的提高，同时也不可忽略技术创新的作用。
　　如果能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就可以进入经济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新古典增长的核心是没有任何红利和剩余劳动力，资本边际报酬是递减的经济增长的唯一来源只有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全要素增长率包括两部分，一是技术进步，二是资源重新配置，有效率的企业得到更多的投入和生产要素，效率低下的企业破产倒闭，美国靠此把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了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五十。
　　蔡昉总结说，对于我们来说，这种资源重新配置的机会更多。我们城乡之间生产率有差距，我们部门之间生产率有差距，部门内部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距也很大。但是，需要经过一个重组的过程，这就要求改革。

　　现场问答

　　问：创新可以是面向市场，创造新的需求，也可以从供给这方面，通过降低成本来实现，未来我们是那种呢？
　　蔡昉：从创新的角度来说包括两类，一类是科技创新，一类是制度创新，总的来说所有有利于提高生产率的创新都可以从需求方面得到，但是大多数情况下主要还是反映在生产能力这个角度。所以创新主要是从供给方来衡量的。你说的成本的事，其实生产率有两种表述方法，一个是说生产同样数量的产品，我用更少的成本，其实它反过来说也是一样，我固定的成本生产出更多数量的产品，所以不完全是要用最便宜的方法生产，而是说用最有效率的方式生产。
　　我们过去都说日本失去了二十年，但是你真到日本去看，发现看不出日本很萧条。有一个日本教授做了一个研究，日本在经济停滞以后服务质量和服务态度大幅度提高了。你花同样的钱，但是你买的服务质量已经大幅度提高了。

　　问：中国的传统劳动力，尤其是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是比较低的，现在随着中国大学扩招，素质在提高，这个对中国经济未来有什么影响？
　　蔡昉：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对中国人力资本的培养，你是少见的一个乐观的，说我们过去农民工素质是提高了，更多的人认为没有多大提高，扩招的质量也不高，农民工辍学率越来越高。我处于中间，认为我们过去的教育程度其实是不能否认的，与此同时今天也有很多不利于教育发展的因素，就是说我们今天劳动力短缺了，但是劳动力市场的工资还年年上涨，这个时候人们没有动机去上学，农民工的孩子、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甚至没有机会读完义务教育。在未来对人力资本需求越来越高的情况下，这个缺口会越来越大，也会影响我们未来的经济增长潜力，有可能是我们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除此之外，最近我听到一个美国教授的讲座，他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有一个著名的公式，叫做今天的收入差距加上今天的人力资本差距等于明天的收入差距。农民工和城市职工的孩子受教育程度不一样，让这个差距越来越大的话，那么贫困和收入差距就会带到明天去。

　　蔡昉简介

　　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人力资源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研究员、博导，全国人大常委。兼任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全球变化人文因素国际项目中国委员会副主席。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农村经济理论与政策、劳动经济学、人口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贫困等领域。著有《中国的二元经济与劳动力转移—理论分析与政策建议》、《十字路口的抉择—深化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考》、《穷人的经济学》、《中国流动人口问题》和《科学发展观与增长可持续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