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学者总结中国经济这些年的治理情况,尤其是政府总需求干预之手的频繁出击,发现并没有能熨平经济周期,反而从某种程度上放大了经济的颠簸,使经济周期变得越来越短。每一轮政府“踩油门”后,都难免遗留下大批过剩产能、银行不良资产和地方政府债务;每一轮政府“踩刹车”,又都客观上造成中小企业生存危机和股市的暴跌。当经济政策的眼光被过多地吸引到总需求和短周期管理方面,就难免忽视供给面和经济深层次改革措施。
这样的研究结论并不客观。不错,中国这些年来的宏观调控确实没有完全熨平经济周期,但人类不可能完全熨平经济周期,反周期措施只能减小经济周期的危害,这也就是为什么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时,中国经济受损失最小,恢复也最快,而美国或其他发展中国家做不到这一点的原因所在。“颠簸”一词用得极妙,中国经济由于采取了反周期措施,因此经济只是颠簸,而不是西方那种“震荡”。到底是经济颠簸好呢,还是经济震荡好呢,事实早已明了。
中国经济周期越来越短的说法,也不完全客观。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从大周期上与西方经济是一致的。由于经济周期的负能量无法准确测量,因此我们施加的正能量也无法与之完全对应,也可能比这种负能量要小,也可能比这种负能量要大,如果小了,就再补一点,如果大了,就再撤一点,这是正常情况。
但由于中国与西方国家治理经济的理念不同,西方国家在面对经济危机时,政府的作用是较为有限的,某些情况下只能放任自流,结果危机不断加深,而且长时间走不出来,而中国政府则是向来高度关注危机可能造成的危害,生怕危机对中国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伤害,所以中国政府对经济危机所施加的正能量,往往不是过小,而是过大。也就是说,如果经济危机对中国的伤害的负能量是十的话,那中国为对付经济危机所采取的正能量往往是十一,或是十二。因此,中国政府面对经济危机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会出现某些过度的情形。
比如政府在货币政策上的“踩油门”,通常都针对产能过剩,笔者认为事实并非如此。或者说,治理产能过剩,其实是伪命题。首先我们要分清究竟是产能总体过剩,还是结构性过剩的问题。中国不存在总体产能的过剩,这应该是没有什么可争论的,中国产能的结构性过剩,比如钢铁,水泥行业的过剩,也只是官方或媒体的说法,那些相关行业从不认为自己的行业过剩了,所以他们一直在大干快上。两者为什么会差异这么大?这是因为对经济的理解不同,官方和媒体都掉入了统计陷阱。
官方所说的产能过剩,往往是根据统计报表的数据,可统计报表所显示的产能过剩往往失真,因为企业会有产能储备的概念,商业讲究淡旺季,经济讲究周期,产能储备往往是为这两者做准备的。比如在经济淡季时,产能利用率有个百分之七八十是正常的,这样的话,到了旺季,企业才能开足马力应对需求,而企业不仅需要应对每年的经济淡旺季,还要应对大概三年一轮的经济周期,.因此储备产能是必要的。这种理念的不同,也就是企业家和财经官员的区别,财经统计官员,注重当期,而企业家要着眼并布局长远。
从这个角度看,政府每几年就来一次的产能过剩清理,或许是经济过一段时间就通胀的根源,因为你现在将产能储备都清理掉了,当时看着很不错,供需平衡,但等过两年经济这种供需矛盾马上就显现出来,供应跟不上需求,经济马上就通胀。
2004年4月,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和国家环保总局等九部委组成的专项检查组严厉的检查和整治了几家钢铁企业,当时被视作重要调控成果。但想不到的是2005、2006年,2007年就出现了经济的大繁荣,同时通胀结伴而来。假设当时不采取关闭那几家钢铁企业的措施,这些企业建成之后的产能正好在2006年释放,或许也就能成功避免2007年的通胀。所以,经济分析,一定要从长视角分析,而不能拿个标尺去死板地衡量。
另外,每一轮调控“踩刹车”下去,又都客观上会造成中小企业大批倒闭和股市暴跌。这是因为中国采取的往往都是货币政策,也就是紧缩货币,而银行抽紧银根,最先停掉的,必定是中小企业的贷款。因此,大受伤害的,必然是中小企业。
由此而论,中国采取货币紧缩的前提永远只有一个,那就是通胀。因为出现通胀,就是因为供求不平衡了,产能跟不上了。因此笔者曾提出用供给主义方法来治理凯恩斯通胀的说法。也就是放松货币政策,加大供给,改善供需,但最近的思考发现,还是用凯恩斯主义的方法治理凯恩斯通胀,效果更好。说直观些,就是撤掉一些项目,或阻止一些项目的上马,当然这说的是基本建设项目而非产能项目,这样供需也就平衡了。具体说来就是当中国通胀出现苗头时,可以少批几条铁路,而不是通过货币紧缩,把大批中小企业逼入破产边缘。而在出现所谓的产能过剩时,也不必雷厉风行地去关掉钢铁厂,因为这些都是在下一轮经济周期时避免通胀所必需的产能储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