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鸣认为，当前中国越来越需要创新，而创新需要个性化的创造和公平的社会环境，以前的模式已经越来越无法适应这种变化。要释放新的改革红利，下一步很重要的是推进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给市场主体更大的自由空间。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新浪财经和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新浪·长安讲坛第238期日前召开。论坛成员、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发表了题为《中国经济增长中期趋势和应对策略》的主题演讲。

　　“换挡阶段”的机遇与挑战

　　王一鸣首先表示，中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阶段的变化之中，也就是　“换挡阶段”。在目前经济增速放缓的压力较大的时候，以中期这个视角分析未来三年的经济走势、研究一些应对的措施，有利于增强短期政策的针对性，也能更好地把握更长一个时期的经济走势。
　　中国经济增长这种阶段性变化有渐进的特征，有很多可对冲的因素，使得它的变化相比较其它样本的变化更加的缓和。
　　第一个因素是中国国内市场拓展空间还很大，内陆地区市场潜力还很大。中等收入群众在不断扩大，随着规模的扩大市场潜力还会不断释放出来。
　　第二，我国创新能力的提升空间也很大。这种提升空间来自于人力资本的投资，对中国人力资本投资的最大的因素是家庭。我们政府教育投入虽然已经达到GDP的4%，但是真正对人力资本投资贡献最大的还是家庭。我们的大学毕业生一年七百万，芬兰人口才五百八十万人。未来这些人力资本投资一定会转化成创新的能力，当然需要有相应的制度条件来配合。
　　第三，经济增长的回旋空间很大。在沿海地区比较拥挤的企业可以转到内陆地区。因为它的成本可能更低，比如现在成都、重庆，富士康、人保、微创、戴尔、英特尔都去了。原因是成本低，再加上一套产业配套条件。产品的生命周期会大大拉长。
　　王一鸣同时表示，未来三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会面临一些挑战。
　　首先是拓展国际市场的难度会大大增加。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正在失去比较优势，现在越南、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的劳动力成本都比我国要低，可能会替代我国原先有竞争力的市场。更大的竞争者还有印度。同时，发达国家也在开始围堵中国。美国现在在太平洋地区和大西洋地区分别架构了TTP和TTIP两个自由贸易框架，它谈的自由贸易不是原来概念的所谓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它的标准更高，包括企业中立，劳工权益，环保标准，政府采购等等。这是在用一套新的贸易规则倒逼你，约束你。
　　第二是产能过剩矛盾趋于突出，不仅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新兴产业也面临着过剩压力。
　　第三我们中期会面临的一个挑战是生产要素的成本还会持续上升。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基本上是不可逆的，只能拿技术进步去对冲它。还有其它的成本也在上涨，包括土地的成本、资源的成本等。
　　第四是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会进一步凸显出来。
　　第五是财政和金融的风险有可能增大。我们在高速增长时期扩大投资，比如2008年以后地方通过融资平台，大规模扩大技术设施投资，增加负债。这在高速增长时期问题不大，一旦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财政收入增幅大幅度下降，很多资产价格比如土地的价格也开始往下走时，债务和信用的风险就会暴露出来。

　　应放松管制、激活市场

　　王一鸣认为，在中期应当树立起区间的概念。只要经济增长在区间内，理论上来讲就不应该进行过度的干预，而是让市场去发挥作用。未来的经济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调结构、转方式上面。在区间以内，只要通胀不突破上限，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不突破下限就不要去过多干预，如果滑出底线再去进行适度干预。
　　他表示，未来宏观政策的趋向上应该更加注重供给管理。供给侧的最核心的一个要义就是放松管制、激活市场，就是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通过强化竞争提高市场效率，倒逼市场的创新，通过市场的创新去创造新的需求。
　　同时，也要重视需求侧层面发生的一些变化。首先是农民工的市民化。我国现在的农民工及其家属有2亿6千万，这部分人如果转变生活方式，需求潜力就会释放出来。现在城镇居民消费差不多是农村的3.4倍，如果真的像城市居民这样去生活，他们的消费需求就会扩大三倍多，这是一个巨大的需求增长点。
　　此外，还应注意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和新兴的消费业态。国家现在正鼓励信息消费，它的成长性很强。目前新的消费业态最为引人关注的是电子商务、网购。它的成长性非常快，差不多每年接近一番的水平。例如马云的淘宝平台，去年的销售额是1万2千亿，他自己说要达到十万亿的规模，这可以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
　　王一鸣表示，我们现在的潜在增长率正在下降，但是潜在增长率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同样也可以提高。而提升潜在增长水平的最大动力就是改革。我国的经济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经历了三次大的上升，每一次都是和改革直接相关。未来我们的潜在水平下降了，就需要去创造新的改革红利。
　　未来改革的基本方向是把市场和社会能够做的事情还给他们。
　　我们需要创新，创新需要个性化，需要更大的自由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以前的那种模式越来越不适应，需要给市场主体更大的自由空间。

　　应推进生产要素的市场化

　　改革下一步很重要的是推进生产要素的市场化。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商品和服务基本实现了市场化，但是我们生产要素没有完全的市场化，例如土地、资金、劳动力。
　　首先是土地，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目前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制，不能上市交易，现在我们正在推进的改革，要推进土地的流转，推进农村产权确权、登记、颁证制度。这样要素才能流动起来，就可以规模化经营，这样才能向现代农业发展，所以不流转很难优化配置。
　　第二是劳动力市场，一个核心思路是要并轨。涉及到户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现在实际上也在推进，中小城市逐步放开，但是放开可能不具有吸引力，很多人不会去。大城市是逐步创造条件放开，特大城市像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城市暂住证改成居住证制度，有一个过渡，然后逐步跟户籍打通，这是不可能一下放开的。有人说户籍只是一张纸，实际上背后是公共服务。事实上更进一步说，户籍还关联中国城市的这种行政管理制度、等级制度。城市是分等级的，越高等级的城市它集中的优质资源越多，比如说最好的大学一定在北京，省里面最好的大学肯定是在省会城市。
　　第三是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是资金市场。现在利率的市场化正在加快推进，贷款利率我们已经放开了，下一步也许存款利率也会放，首先可能是长期的存款，中长期的，然后放短期的。利率的市场化在推进，当然利率市场化推进还要伴随着准入制度的变化，怎么能让民营资本进去。现在准入制度里面最主要是存款的保险制度，因为一旦放宽准入以后银行充分竞争了，这就意味着有的银行会破产。现在西方这种状况多的是，美国经常有银行破产。银行一旦破产就意味着你的储蓄会打水漂，因此一定要有存款保险制度，建立相应的存款保险机构。
　　要素里面还包括推进社会公平的改革。现在我们说要创造机会公平、规则公平、起点公平的制度环境。这种公平的改革当然也包括经济领域。我们未来越来越需要创新，一定要有公平的环境，才能最大程度激发每个人的活力。如果一个人靠勤奋靠努力也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谁去奋斗呢？所以说人人都要有梦想成真的机会，人人都要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它的前提条件一定是公平的环境。
　　最后是政府自身的改革，就是简政放权，现在已经下放了两百多项审批权。管理流程要变革，以前是前置管理，前置就是审批，现在正逐步向事中和事后管理转变，向后置转变。审批既是权力监管也是责任，政府要让渡权力、承担更大的责任，让权力和责任更加对应起来，要加强事中的监管和事后的评估。政府管理里面还涉及财税体制改革，怎么样更加透明，税制怎么进行合理的调整。现在财产收入的比重越来越高，但是我们没有财产税。当然改革还要建立跨越部门决策体制，因为自己改自己很难，我们需要一种跨部门的，超越部门利益的决策机制。
　　王一鸣最后说，改革就意味着要打破一些不合理的利益格局。如果一开始把所有的利益格局都打破了，受损的人都会站在对立面。怎么样建立一个新的利益协调机制，能不能用增量代存量，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改革开始也是靠增量，国有企业改不动先改民营企业，城市改不动先改农村，内地改不动先改沿海，沿海改不动先改特区，利益调整同样是这样。
　　我们能不能先从增量开始，建立一种公平的分配机制，然后来倒逼存量的调整，这个同样需要智慧，改革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

　　现场问答

　　问：请教一下，土地改革会给现代农业带来怎样的红利？
　　王一鸣：现在很难去预测未来会是什么样，因为现在土地制度改革也是一个试点。现在确实有很多试点，比如做的比较多的像成都、重庆、浙江的嘉兴都有大量的实践。但是对土地改革确实还有很多不同的认识，有的认为会不会威胁到粮食的安全，会不会损坏农民的利益，有各种担忧。从已经做的改革来看，它肯定是有利于农业的规模化经营。我们去看了一些种粮大户，从一个家庭来说，可以大到500到1000亩，这不是在东北，而是在江浙一带。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规模，在这个规模范围可以不是完全的人工劳动，而是搞一些规模化经营手段了，确实提高了农业的效率。而且它的流转是要付出成本的，在这方面，浙江模式是：我的地不会直接给一个大户，直接签私人合同，因为市场经济有一个信任关系，一般是给村集体，由村集体去流转。流转的收入有多少就看土地的生产力，比如土地产600斤谷子就给你这600斤的当年的收购价，不用种粮食就给你钱。这意味着土地的生产效率必须更高才能把钱挣出来，所以这是倒逼它提高生产效率。农产品的附加值也会越来越高，一定会精耕细作，要不然做不下去。

　　问：我想问一下关于上海自贸区的问题，您觉得这个实验区重点是对外开放还是对内改革的，改革的意义多一些还是开放的意义多一些？
　　王一鸣：上海自贸区具体的内容有几个是跟以往不太一样的，我们觉得传统自贸区主要强调的是自由贸易，上海的自贸区更大程度上是一个改革的综合试点。现在讨论比较多的一个是负面清单管理，实际上是一个项目的准入管理。在负面清单以外的就不需要审批制，只要进行负面清单备案就可以。这个我给它概括叫宽进严管，我们大学都是严进宽出，高考非常难，进来了就不一样。项目管理也是这样，审批很难，审批完了就那样了。它现在是倒过来的，宽进，但是有严格的监管。这样的管理模式是根本的变革。负面清单管理涉及到法律的抵触，比如外资法，原来外商投资有很多是要审批的，外商投资法规定的很清楚，多少规模以上要哪一级政府审批。现在要试验，那么有关的法律就要暂停执行，也可以叫做休克，要不然就违法了。这是未来一个很大的值得关注的内容，也会对政府管理体制有很大的影响。第二个是服务贸易，因为我们原来主要是商品和货币贸易，我们有很多保税区，用铁丝网围起来，因为要保税。服务贸易怎么围得住？很多交易都是在网上，所以一定要有一个监管平台，包括资金的结算、金融的服务，肯定跟原来的传统概念不太一样。第三个是要可复制可推广，要对未来的改革有益。你说改革还是开放，我觉得分不开，中国今天开放就是改革，上海自由贸易区它一定是更高层面的开放和改革，它是对外也是对内。

　　问：您刚才说到下一步改革涉及到财政体制的改革，那么您觉得财政分配方面是不是会做调整？
　　王一鸣：营改增以后增值税的比重就提高了，而增值税是中央地方七五二五分成的，意味着地方的税收就要减少了。增值税比重提高了，涉及到相关的收益的调整问题。调整有个技术性的办法，就是先增后返，保留原有的基数不动。还有一个是系统性的调整，涉及到一些税制的调整，比如要不要设置财产税，因为很多国家基层政府最大的收入就是财产税；消费税要不要从价内转为价外，转为地方税。不是我们随便说几句就可以的，需要严肃的决策。

    作者简介

　　王一鸣，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宏观经济研究》主编。
　　曾多次参与国家中长期规划的前期研究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的起草。主要著作有：《调整和转型——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中长期规划研究》、《“十一五”时期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重要问题研究》、《知识经济与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区域经济政策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