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经济再次步入“多事之秋”，无疑美国债务风暴正成为让全球市场神经紧绷的最大风险源头。美债大限倒计时导致美国“技术性违约”风险持续上升，鉴于美元和美债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全球经济和全球金融市场面临着新一轮严峻挑战。
美国政府税收与开支之比约为0.7：1，财政状况几乎是“入不敷出”，美国联邦政府手头的300多亿美元资金仅够维持到10月17日就将告罄。从目前形势看，政府持续关门大有与债务上限谈判合并之势，大大增加了谈判的复杂程度和艰巨程度。
美国两党政治僵局不可避免地导致全球“负和博弈”。从美国国内情况看，一旦债务违约，政府被迫停止发放养老金、联邦医疗保险，停止向政府雇员和合同工支付工资，政府开支减少影响公共投资，包括裁员导致失业率上升，处于复苏进程中的美国经济就可能夭折。
而就对全球的溢出效应而言则更复杂：首先，美国短期国债收益率飙涨至5年新高，美债波动性风险急速上升，美债利率大幅上升，导致全球融资和借贷成本上升，资金链出现紧张。
其次，全球资本流动出现剧烈波动，资本可能大幅回流美国寻求避险，全球股市特别是新兴市场股市会受到较大冲击，风险资产可能出现大量抛售。
再次，美国债务违约直接导致无法偿还所欠债务，如向债权人支付到期的本金和利息。在美国的国债构成中，除政府外的其他部门(包括美国社保基金、美联储等)持有约40%，美国居民投资者持有约30%，作为最大债权国的中国持有1.28万亿，占比为8%，日本紧随其后持有1.14万亿。一旦美国债务违约，这些资产将面临美债直接贬值风险和日后如何重新定价的风险。
最后，一系列连锁反应将导致全球需求急剧萎缩，工业生产大幅下滑，全球经济“二次触底”将不可避免。从这个角度而言，美国两党不至于不惜拼上国家信用垮塌来换取政治筹码，因为这将直接危及美国债务依赖性体制的生存，因此，美国政府可能继续采取拖延战略以避免实际违约。
美国是以“债务”作为宏观经济运行基础的。简单来说，美国政府不能发行美元，政府融资是通过发债来实现的。美联储必须以购买国债的数量决定印刷美元的数量。美国政府向美联储卖出国债，美联储向其提供等额美元，可见，美国的“美元本位制”本质上是由“债务本位制”所决定的。
事实上，衡量一国债务是否违约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偿债能力，一是偿债意愿。从偿债能力角度看，美国债务增长规模远远高于经济增速。摆在美国面前的财政风暴只是冰山一角。在美国的财政结构中有大量的社会保险盈余，这部分社会保险盈余被用于政府开支，但是随着美国婴儿潮进入退休高潮期后，未来社会保险开支会逐步增加，从而挤占其他财政支出。同时，如果不增加社保税，那么社会保险盈余将逐步减少。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到2016年后，社保基金将持续出现赤字。
另一方面，奥巴马在第二任期中必然会加强医疗改革，医疗支出在其预算中也将逐步提高。因此，总体来看，随着美国婴儿潮的退去，将导致美国财政赤字进一步恶化。
从这个角度而言，美国发生“债务违约”是一种“已知的未知”，即美国财政运转和债务上调的空间越来越小，决定了美国发生“债务违约”只是时间问题，但何时发生、以何种形式发生，则还是一个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