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虽然获奖者完全在意料之中，但又觉得这次名单组合非常有意思，尤其是我觉得这次诺奖评委正在走向一个更务实的价值观引领的评价体系。某种意义上而言，它给今天越来越重视经济学内在逻辑研究的中国决策部门，提供了一个分析金融市场问题所需要的较为完整的研究工具。
众所周知，现代金融学的泰斗，芝加哥学派的杰出代表尤金-法玛，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已经在资产价格的定价机制中，确立了类似“牛顿定律”那样重要的“有效市场假说”。它直白地告诉我们：如果你想要让市场公平交易，达到资源配置的高效率，你只要让影响资产价格的所有信息公布于众，而且，市场制度体系的完善能够充分确保人们对于信息所作出的迅速反应，那么，你会发现，任何人想要战胜市场拿到比别人更多的收益是不可能的。即使发生了这样的令人欢乐的情况，也只不过是你一时的运气。所以，对于决策者而言，要确保这样一个完美的市场环境能够维持下去，政府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建立一个完善的信息披露体系。最多通过投资者教育让他们都能够理解披露的信息是怎样影响资产价格的内在机制，或者通过投资者利益的保护机制和引进专业化投资团队(代理人)参与，来确保理性的资产选择能够主宰金融市场。
虽然，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人们开始担心法玛会永远错过获得诺奖的机会，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目光投向研究市场预测能力问题，并通过严谨的学术模型，对美国历史上有代表性的资产泡沫和危机以及2007年楼市泡沫做过深入分析的罗伯特希勒身上。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新凯恩斯学派的代表人物。在危机时代，大家觉得他获得诺奖无可厚非，但是一而再落空，而这次真得是众望所归。中国读者已经非常熟悉它的《非理性繁荣》、《动物精神》、《金融新秩序》等科普性的专著，充分理解他所揭示的“市场失败”现象的存在和形成的理由，因为他用股息等因子成功预测到了一个长周期的股价变化趋势，他还建立了一个有效的楼市泡沫的预警指数，并成功的运用了行为金融学的理论，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揭示了市场失败的原因在于投资者“非理性行为”所致这一更重要的内在逻辑，从而进一步补充了市场微观结构理论所描述的“信息不对称”原因，对市场存在“不公平”的“超常收益”现象的解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强化科学的事前“预警机制”和事中的监督体系以及事后的监管制度是十分必要的。
彼得汉森的学术贡献，可能读者较为生疏，颇有我们所谓的“学院派”代表的范式。他用其卓越的数学能力和经济学的洞察力，做出了两个非同寻常的贡献：一是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中，资产价格动态变化规律究竟呈现出怎样的特征？它的分析方法开拓了资产定价研究的新方向。二是古典经济学中所阐述的实体经济和金融部门的“两分法”，在今天行为人是异质性的环境中和金融现象是“模糊状态”的时候，两分法的认识是站不住脚的。他从另一方面，支持了希勒等新凯恩斯学派的观点，同时也用他的理论进一步强化了经济波动和金融风险互为影响的动态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讲，监管部门要充分认识到由此产生的系统性风险危害不小。
最后，我感到这次诺奖获得者的组合非常耐人寻味：其一，瑞典评委更加走向务实的价值观态度，也就是新凯恩斯学派和新古典经济学派可能在金融问题上并不是势不两立，而是很好的形成了互补的关系。尤其是各自角度所能提出的政策建议更能使操作层面走向一个完美的结果。其二，从学理上，将这三者的结合，能够把金融学（尤其是最有代表的资产定价问题的）内在丰富的逻辑连贯起来，使得大家对纷繁复杂的金融现象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其三，这三个人的分析方法和分析视角给金融管理的政府决策者，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分析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