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在创造了持续三十多年较高速增长的奇迹之后，正步入增长速度放缓、更需要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新阶段。这越来越成为国内外各界的共识。但是，当现实经济增长出现高低快慢时，却又往往出现各种不同声音，有的甚至错误解读，影响或干扰施政决策。

　　经济增幅波动总体稳中有升

　　虽然我国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7.7%，第二季度增速7.6%，6月底金融部门也出现过短暂的市场流动性紧缺风波，但总体上看，今年经济开局稳中有进，市场预期也是平稳有信心的。
　　但是，对中国经济增长小幅放缓，各界都释放出大量信息，各种解读“版本”纷至沓来。一时间，认为中国即将发生金融、经济危机的悲观论调，也不乏其人。
　　国内外各界所以对今年一、二季度低于去年GDP增长7.8%的速度高度关注，有的作了过度解读，主要是因为，人们曾一度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去年末已探底，开始步入企稳回升态势，尤其是去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速已经高于第二、三季度(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51932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7.8%。一季度同比增长8.1%，二季度增长7.6%，三季度增长7.4%，四季度增长7.9%)，各界都普遍预测今年中国经济增速总体上应保持去年回升态势，至少不会低于去年的增速。
　　然而，从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速看，去年第四季度经济回升态势刚刚探头就跌了回去，而且从发电量、工业增加值、消费增速、外贸出口等具体数据看，也都明显有所趋缓。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3、4、5、6月份都下降，工业企业亏损面已上升到20.7%，财政收入增长也大幅下降。
　　问题还在于，今年上半年我国的货币增速、信贷规模却仍在扩张之中。2013年6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达到105.45万亿元，同比增长14%(超过今年13%的控制目标)。货币信贷存量也处于持续高位状态。应该说，总体上货币供应仍处于比较宽松状态。但是，在货币供应、信贷规模和社会融资明显扩大的背景下，非但没有产生多少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反而实体经济仍处低迷疲软状况，甚至还短暂出现了银行间货币市场流动性高度紧张和资本市场大幅跌落的不正常现象。
　　经过国家近二个月来适时的宏观调控，我国经济7、8月份又回暖上升，发展走势趋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速度，由6月的8.9%升到7月的9.7%，8月又再攀至10.4%。1-8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合农户)262578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0.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由6月的13.3%升到8月的13.4%。在6月份出口降3.1%，进口降0.7%的情况下，7月份进出口增长迅速升至7.8%，8月份进出口总值2.1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1%。8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106.12万亿元，同比增长14.7%，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高0.2个和1.2个百分点。

　　速度高低要看是否优化高效

　　鉴于国内经济的波动，国内外又有不少预测，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趋势作出较为客观的乐观判断，对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充满信心。但也出现了一些过于乐观的论点。比如，有的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空间广阔，潜力巨大，前景喜人，完全有可能支撑中高速甚至延续以往的高速增长。这主张有一定道理，但如果在导向上仍然提倡高速度的唯GDP主义，以及无视我国经济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和未来发展的基本走势，那是不负责任的。用于指导经济宏观调控政策，必将带来不良后果。在我国目前经济结构、行政体制和干部思想观念条件下，可以说要经济增长升易下难，喜快忧慢。甚至不少地方领导口上讲不以GDP论英雄，但实际上行的还是投资为主、增长数字第一。当然，更根本的在于，我国目前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是粗放式增长，是增长质量效益低，是资源劣配错配严重，是结构效能差，而不是增长速度。一定的增长速度是加快结构调整的基础和有利条件，但忽视甚至牺牲结构优化调整而去追求速度“保增长”，那就会本末倒置，贻误长远。事实上，我们现阶段需要、也是最难决断的，是以短期速度换质量、换结构、换长远，需要凝聚共识、痛下狠心，哪怕可能牺牲一时的增长速度，去赢得长期向好发展的实效。
　　毫无疑问，我们不能简单地断定经济增长速度是低好还是高好，一切要看增长速度是否建立在国民经济整体结构是否均衡合理、是否优化高效基础上。如果均衡合理、优化高效基础上的，则增长速度快比慢好。当然，这还要考虑当前与未来中长期发展走势相结合。对今天中国经济发展来说，重要的在于，既要保持经济相应的增长速度，更应着力追求扎扎实实的、没有水分的、有质量有效益的经济增长。
　　我们要说的是：对我国经济发展千万不应该把重心过多地盯在增长速度上，而应该更多地把着力点放在转型升级、优化结构、提质增效上。中国经济发展正开始步入应减少刺激政策而通过更大力度地提升结构调整来注入增长动力的新阶段；经济增速波动的容忍度也应随之提高，适度减速和小幅波动今后将可能成为“常态”；从过去较高速增长逐步转入中速增长，恰恰意味着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转型发展过渡期，难免要经历“拐点性”、“换挡性”的“阵痛”。

　　中国将经历的“拐点性阵痛”

　　中国经济不太可能会发生金融和经济危机，但各种风险是存在的，中国经济在“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转变过程中，难免要经历一个“拐点性阵痛期”。所以，我们对中国未来经济走势持冷静的乐观态度。
　　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真的到了一个“转型换挡”的“历史拐点”。
　　我们的确需要付出短期“阵痛”去换取长期的向好发展。说短期“阵痛”，意味着要在未来若干年内牺牲一些增长速度，以调理好“筋骨”;这个“阵痛”不应过短过长，更不应“急风暴雨”式的“休克疗法”，但也不应该不痛不痒、不温不火的“慢性调理”。因为，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的“转型换挡”的“拐点性阵痛”，既是周期性的，又是结构性的，确实需要“壮士断腕”、“刮骨疗伤”。中国经济既不应该过急的“硬着陆”，也不应该过慢的“软着陆”，而应该是“断腕式”的“稳着陆”。
　　我们认为，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的“拐点性阵痛”，主要有：
　　1、经济增长速度趋缓的“阵痛”。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创造了年均经济增速近10%的奇迹。从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和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来看，尽管中国仍有极大的发展动力和条件，但总体上已开始进入增长趋缓的中速发展阶段。未来中国经济增长7%左右甚至更低一些，可能是一种常态。对此，我们应持尊重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态度，以平常心去看待。这种增速利大于弊，长远是好事，千万不要去人为推高增速。
　　2、经济结构转型的“阵痛”。中国经济依靠低成本、高投入、大出口推动发展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一、二、三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消费需求结构、劳动力就业结构、城乡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社会阶层结构以及国内外市场结构等等，正处于迫切需要转型升级阶段，尤其是大面积的产能过剩、投资过剩，都充分反映出我国经济结构需要大的调整。
　　3、后发优势弱化的“阵痛”。也就是经营收益薄利化的“阵痛”。由于中国早已告别短缺经济时代而进入结构性过剩;劳动力、生态环境、土地、资金、社会保障等发展成本越来越高;多数行业投入产出效益递减;引进模仿吸收国际市场的科技、经营、管理、人才的低成本阶段也已告一段落等等，使得中国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和低成本时代行将结束。发达国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更加严格控制高技术出口，一些中高端制造企业回流发达国家，使我国引进高端技术发挥后发优势空间更为缩小，我国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提升的难度也加大。我们将日趋面临企业经营和社会经济运行成本大为增加而利率水平则下滑的“阵痛”。当前中国实体经济低迷、企业投资和经营实体积极性不高，直接的原因就在于其日趋下降的利润。
　　4、盘活货币资源的“阵痛”。现在及今后二、三年，中国经济面临的又一个更为明显的“拐点”，就是改变以往过多依赖“以货币保增长”的模式。根据央行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8月末，中国广义货币M2余额已高达106.12万亿元。我国货币供应总量和信贷存量都处于高位，从宏观来看，如果经济增速同比放缓或市场流动性紧张，并不是由货币供应量造成，而是资金错配和使用效率低下造成的。如果再继续像以往那样货币供应“开闸放水”，整个中国经济将有可能被货币之水大面积“稀释”。中国的确到了应该摒弃“以货币保增长”、“以信贷保增长”的旧模式的时候了。目前中国货币总量和信贷及融资总量，不仅高居世界之巅，而且已远远超出正常的供给水平，也就是说超出了经济增长正常的需求水平。问题的根本，不是没钱，而是钱错配了地方。因此，适应并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升级的需要，作为调控宏观经济运行“总开关”的货币政策，重心应向控制总量、用好增量、盘活存量、优化金融资源配置转变，而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我们必然要经历“阵痛”代价。
　　5、消化政府债务风险的“阵痛”。有资料表明，在现代国家里，资产债务性风险是常态性存在的。但倘若债务越过占GDP总量60%的警戒线标准(国际通行)，风险就开始形成并加大。到目前，中国政府性债务大致有四个10万亿元，即中央政府国债余额近10万亿(2012/77566亿)左右，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5万亿左右，政府国际外债到年底约6万多亿，铁路交通等国企债务约10万亿。以此来计算，政府的显性债务大约占GDP的80%左右了，已经超过政府债务安全阈值60%以上。如果还考虑到“隐性负债”，这个比率肯定还要更高。还有，如果按整个社会债务率来计算，即企业+家庭+政府债务与GDP的比例，那要超过200%了。显然，这个比例的风险应该说已经比较高了，而且现在的政府性债务还在继续增长中。因此，未来一个时期，我们不得不面临一个偿还政府性债务的高峰期。要消化这些债务以及过去几年大规模政府性、低效益、高负债投资的后遗症，我们同样不得不付出“阵痛”代价。
　　6、深化改革的“阵痛”。未来一个时期的改革，既要调理消化过去经济社会发展积累的矛盾，尤其是由政府性大剂量刺激经济增长而延后的结构性问题，又要调理消化过去几十年来改革开放实践中积累的“疲劳性”和“利益格局”。现在和未来的改革开放当然有“红利”，但已不太可能像过去那样靠“放开”就能“放出大红利”了;今后的改革开放也不可能是“大面积”的、原则性的“体制安排”;同样也不太可能仅仅是“增量型”改革的。这也就是说，今后的改革开放将会是深度性的、行业性的，尤其是利益结构调整性的。改革开放中的“存量”或“增量”的利益调整，都会带来长期“红利”的同时，也难免会产生短期的“磨合阵痛”。
　　7、国际市场挤压加大的“阵痛”。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增大、人民币和中国资本的国际化步伐加快、发达国家经济的再平衡、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以货币超发和国际金融秩序变革为主要标志的“货币战争”的持续“发酵”等等，不但使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低价产品的“红利”日趋弱化，而且将使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面临更多的新挑战，受国际市场挤压更为明显，国际竞争压力也会更大。这也是我们所要面临的“阵痛”。
　　8、加大宏观调控政策带来的“阵痛”。基于上述国内外发展环境，我们认为，未来若干年内，中国经济在保持7%左右增速的前提下，为使中国经济更科学健康、协调有效发展，国家应相对密集、相对系统、相对有力地出台较多的改革开放、宏观调控的政策举措。这些举措的出台和实施，必然要对不少市场主体和企业产生这样那样的“阵痛”。
　　中国经济要实现“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是必然要经历一个“阵痛期”。对此，我们要有充分和必要的心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