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贸区（FTZ）不仅是对外新一轮开放的新战略，促进投资、贸易、金融便利化，更肩负着中国更深层次参与全球价值链，提升全球价值链竞争力的历史重任。
未来10年的全球竞争，将是价值链的竞争，这将决定未来中国经济的命运。面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浪潮，以及国内传统比较优势的流失的现实，我国必须建立起新的竞争优势，向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推动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全面升级。
以上海为代表的长三角是我国出口贸易的龙头之一，由于我国加工贸易的零部件和原材料过度依赖进口，形成了研发和营销“两头在外”的模式，再加上加工贸易的国内价值链过短，对配套产业的带动作用不足。因此，上海自贸区所承载的使命还体现在：首先，尽快提高加工贸易料件的本地化率，加快零部件、原材料在加工贸易中从上游企业向下游企业的传递速度，提高加工贸易与国内原有产业的结合度；其次，培育并强化参与加工贸易的企业的自身优势，促使跨国公司将更多的设计、生产、流通和服务环节放在中国，优化母子公司之间的分工关系，促使加工贸易由单纯生产向综合服务和全球运营方向转型；最后，按照“十二五规划”延长产业链，提高增值含量的要求，在促进内外资加工贸易协调发展的同时，加强加工贸易产业分类评估，明确并细化禁止、限制类产业目录，建立准入退出机制，通过财税、金融、品牌认证等手段加大引导力度，积极培育核心竞争力。
近10年来，随着中国市场在全球影响力的持续提升，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希望在上海设立亚太区总部甚至全球事业部总部、全球性研发中心。上海在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集聚方面，正处于历史性的战略机遇期。特别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扩内需政策正进一步激发国内市场的增长潜能，为逐步提高的劳动力素质和相对完备的配套能力，为吸收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外商投资创造了相对充裕的条件，而跨国公司将全球战略重心从欧美市场向以中国为核心的亚太区新兴市场转移的趋势也日益突出，这带来了整个价值链的转移。截至去年9月底，上海已累计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393家，成为中国内地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最集中的城市。无疑，上海自贸区将肩负如何进一步吸引全球高级要素向中国集聚的“洼地”角色。因此，上海自贸区除了在财税、金融、贸易便利化政策之外，还应在全球主要出口市场设立相应的贸易促进机构，为企业搭建国际贸易网络，提供综合性服务平台和境外贸易合作区建设。
从国际大环境看，当前，不同贸易体系下的谈判内容更加侧重贸易与投资并重、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相关联。尤其是TISA（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在加速推进。更高标准的国际自由贸易协定在框架、内容、要义等方面提出了较为严格的要求与规定。例如，大多数TISA谈判参与方在金融、证券、法律服务等领域已没有了外资持股比例或经营范围限制。而我国这些领域的政策仍停留在传统的WTO多边贸易框架体制下，银行、证券、保险、电信等行业在上一轮加入WTO谈判时仍保留有许多限制外资准入的措施，缺乏参与TISA谈判的基本条件。而更由于国际政治等原因，TPP、TTIP谈判现在还将中国排除在外。
有鉴于我国在新一轮区域自由贸易谈判中处于较为被动地位的现实，加速推动上海自贸区建设显然更具全球化视角。一方面，我国正在准备积极参与全球自贸区谈判，并推动中国全方位的自贸区战略，以保障中国的全球化利益。另一方面，上海在贸易、金融、投资、航运、港口、关税、“负面清单”、离岸市场等领域的改革，以及加快服务业开放、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建立与试验区相适应的监管等制度环境等重点制度性创新，也正是中央政府借推动国内自贸区建设的契机，倒逼国内市场化改革，推动我国与新一轮全球规则体系接轨的战略考量。
从趋势上看，中国第一波“全球化红利”将趋于结束，而第二波“全球化红利”正在展开。有别于依托低要素成本参与国际分工所获得的第一波“全球化红利”，第二波“全球化红利”，就是通过庞大的内需市场，吸收国外高级生产要素，如技术、人力资本等来推动中国经济的升级。故而从总体看，我国吸收国际资本的综合优势并未明显减弱。在逐步提高劳动力素质和相对完备的配套能力后，吸收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外商投资将把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提上新的高度。
此外，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鼓励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措施，为提高外资质量和水平提供了政策支撑，区域差异和多层次劳动力继续为多类型外商投资提供广阔空间。
凭借本土高增长的市场容量，中国正由全球跨国公司的制造中心转变为战略中心和决策中心。在这个大趋势下，我国理应改变片面的“以市场换技术”的外向产业发展战略，通过充分挖掘庞大的内需市场，尽力吸引全球高级生产要素向中国集聚。在这个层面上，上海自贸区责无旁贷地将担当“先行军”的新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