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贸区的建立不仅是中国新一轮改革的迫切要求，也是后金融危机时代，新一轮全球化和全球经贸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倒逼的结果。因此，如何通过全面实施中国自贸区战略开拓未来发展前景，构筑经济增长新框架有很深远的战略意义。
上海自贸区绝非简单的特殊经济区域，它不仅肩负着促进投资、贸易、金融便利化以及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职能，更肩负着中国更深层次参与全球价值链，推动中国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历史重任。
根据总体方案，上海自贸区在金融服务、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业服务等领域都有较大程度的开放，但根本而言，价值链是核心。价值链竞争是国家竞争的前沿，谁占据了价值链的核心环节，谁就掌控了整个价值链的财富流向。在全球竞争聚焦价值与效率的新趋势下，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在于能否在价值链的高端上获得竞争力。因此，中国必须推动实业走上资本、技术和服务密集型轨道，创造更多具备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进而实现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战略转型。
推进价值链升级是进入“第二季”后的中国打造经济升级版的战略选择。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逐步形成，除了商品贸易外，市场开放度、国际投资规则、知识产权保护、公平竞争、政府补贴、劳工政策以及基础设施供给等各方面的标准越来越高，也越来越重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贸易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WTO体系下的多哈谈判停滞不前，但以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ISA(国际服务贸易协定)的新一轮贸易合作模式却加速推进，更高标准的国际自由贸易协定在框架、内容、要义等方面提出了较为严格的要求与规定。特别服务贸易，环境保护、劳工就业、政府采购、市场竞争等都成为新议题。
然而，我国在全球价值链竞争和新一轮区域自由贸易格局演变中处于较为被动的地位。一方面，由于我国加工贸易的零部件和原材料过度依赖进口，形成了研发和营销“两头在外”的模式，再加上加工贸易国内价值链过短，对配套产业的带动作用不足，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底端的风险加大；而另一方面，我国很多领域的政策仍停留在传统的WTO多边贸易框架体制下，银行、证券、保险、电信等行业在上一轮加入WTO谈判时仍保留有许多限制外资准入的措施，缺乏参与TISA谈判的基本条件。
由此可见，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总体方案从送审到正式挂牌不到三个月时间，其实就是要抓住全球贸易和投资体制重构的窗口期，先行试验国际经贸新规则新标准。上海在贸易、金融、投资、航运、港口、关税、负面清单、离岸市场等领域的改革，以及加快服务业开放、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建立与试验区相适应的监管等制度环境等重点制度性创新，正是寻找新的突破口，推动中国价值链升级并与新一轮全球规则体系接轨的战略考量。
当然，真正构建中国增长新框架还需要更大范围和区域的参与，如何实现上海自贸区的“可复制”和“可推广”才具有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