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于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出台新的改革纲领，统领我国未来改革进程。我国改革已经走完了三段历程：上世纪80年代的放权让利、上世纪90年代的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新世纪“入世”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经过30多年的发展，改革带来的红利正在消退，新的经济社会问题正阻碍着我国进一步发展。因而，深化改革势在必然，十八届三中全会无疑是打响第四轮改革发令枪的最佳时机。

　　“增量改革”走到负效应临界点

　　如何避免“改革疲劳症”，全面推进整体改革，完成现代化，是摆在实行渐进式改革的国家面前的新挑战。我国30多年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改革成功的独到之处就在于我们走了一条“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体制外的改革”倒逼“体制内的改革”的渐进式改革道路。“增量改革”在启动改革上发挥了积极作用。改革初期，面临的阻力比较大，先从体制外入手，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实现对资产增量的配置，随着增量部分在总量中的比重不断增加，逐步带动“存量改革”。
　　但是，随着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增量改革”的局限性也显现出来。第一，经济发展不平衡，东西部之间发展失衡，城乡发展不平衡，各社会阶层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社会矛盾凸显等，这些增加了改革的社会成本；第二，寻租空间增大，寻租行为禁而不绝，制度租金昂贵，造成交易成本不断增加，扰乱正常市场秩序；第三，在改革的过程中形成新的利益集团，不断坐大，通过自我强化成为深化改革的现实阻力；第四，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政府职能未实现转型，阻碍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这种情况下，甚至产生了所谓的“改革疲劳症”：对改革的质疑在增加；改革的动力在减弱；对改革的畏难情绪在增大。“增量改革”的边际效用不断递减，“增量改革”到了转为负效应的临界点，若是固守这样的改革，势必会导致改革红利减少，改革的成本大于改革的收益，从而偏离改革的初衷。
　　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告诉我们，经济发展起步以后，并不意味着一个社会可以顺利地不断前进，相反，由于旧制度的存在，经济发展会使得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趋于紧张。当前中国正面临与之类似的现代化难题，一味追求激进的改革甚至革命，有走向动荡混乱的危险，只能依靠审慎的进一步改革化解，决不可误入冒险激进的歧途。经由改革达成代价最小的现代化道路，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关键问题在于改革怎样推进、制度怎样变革。

　　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利益问题

　　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是社会个体行为的根本动力所在。改革的顺利推进需要优化配置资源，不断改进利益分配体制和利益分配方式，在实现效率的同时，更好地体现公平与公正。改革之所以处于久推不动的状态，究其原因是改革逐步进入了“存量改革”阶段，如果说“增量改革”是一个做大蛋糕的过程，那么“存量改革”就是“切蛋糕”的过程，这样的改革就是福利经济学家卡尔多所说的现实中改革对社会成员而言的四种可能的第三种可能：“改革使得社会中某些阶层的福利得到增进，但损害了其他阶层成员的福利”，属于非帕累托改进。一方面，弱势群体和利益边缘群体成为改革代价的承担者，他们承担了国企改革及住房、教育和医疗改革的成本；另一方面，“增量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意对改革的受损者做出相应的补偿。由于既得利益集团与承担改革成本的社会弱势群体之间的利益差距不断拉大，改革的受益者未能及时有效地补偿改革的受损者，两者的利益失衡对深化改革形成了巨大的现实阻力。
　　如果仅有“增量改革”而回避“存量改革”，就无法实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这样的改革推行起来，势必会面临阻力重重、举步维艰的困境。所以，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要打破这种困境，倾力推进“存量改革”。

　　改革为两个“百年目标”铺路

　　“存量改革”需要顶层设计和顶层推动。改革已至“深水区”，没有高层推动，难以攻坚克难。一般而言，制度创新来源于微观力量的自发竞争。然而，当前中国出现既得利益阶层，改革受阻，而制度创新主要在于掌握国家强大力量的政府。由政府来主持总体改革设计，但不要求具体细化，只需提出改革的框架思路，制定中长期全面改革方案，进一步明确改革方向。十八大报告提出了两个“百年目标”，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顺利完成两个“百年目标”铺路，这是改革的艰巨任务，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历史使命。
　　同时，改革不能只考虑一部分人的利益，而置其他人的利益于不顾，应该是全面考虑和平衡利益关系。有利益的分化就势必存在利益诉求，随着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边缘化，促使他们进行合理化的利益诉求。因此，建立制度化、规范化的利益诉求机制可以成为“存量改革”的重要渠道，让人民群众越来越广泛地参与到改革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