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则有关政府支持伊利、蒙牛、飞鹤等五家乳制品企业的消息备受关注。消息说，根据工信部的一份文件，将通过财政资助、银行信贷、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企业进行兼并重组，打造具有竞争力的婴幼儿配方乳粉企业。
　　面对这样一条消息，人们的判断是有分歧的。有的人认为，这是政府与市场界限不清的表现，有的人则认为这是打造产业竞争力，是结构调整的应有之义。
　　近年来，通过一场“大批判”，凯恩斯主义在中国已成过街老鼠，需求管理政策的滥用已受到人们的一致反对。尽管这种“大批判”存在若干概念上的混淆和错误，但对政府与市场边界问题进行一场全民反思，很有必要。不过，在产业政策这个层面，人们的反思是非常不彻底的，以致出现一边反政府干预，一边又认同或部分认同产业政策的“奇怪”现象。
　　产业政策常常披着崇高使命的外衣，有的说是要培植民族产业，有的说是为了国家安全，有的说是为了民生，有的说是产业整合、结构调整。产业整合有什么错？调结构有什么错？提高产业竞争力难道不是头等重要的事情吗？正是在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之下，政府之手伸向了市场，而且遭到的反对还比较少。
　　所谓产业政策，是指政府为了扶持或限制某些特定产业而制定的财税、信贷、外汇乃至土地、人才等一系列政策总和。事实上，百分之百的纯竞争经济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或多或少地实施一些产业扶持政策。但是，产业政策在各个国家的使用强度有着巨大的差异。从历史上看，那些追赶型的国家、干预传统深厚的国家更热衷于依赖产业政策。从现实来看，以英美为代表的自由经济体，产业政策相对较少，政府定位为规则制定者和裁判者，美国甚至宣称自己是没有产业政策的国家，而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则把产业政策运用到了巅峰状态，形成了一种极为特殊的政商模式。
　　19世纪下半期美国铁路业大发展过程中，从地方、州到联邦政府都曾从融资、土地等方面对私人铁路企业实施过大力度的支持，但为何美国后来却演变成一个基本没有产业政策的国家呢？原因就在于这一波支持产业的尝试产生了严重的负面效果，政府资源的支持激发了“这个国家每一个游荡的江湖骗子和欺诈者的想象力”，骗取国家土地、骗取政府资金、大股东窃取公司财产、官员接受贿赂、疯狂投机等丑闻像病毒爆发，并最终促使全社会对积极铁路政策进行反思。其结果就是，人们认为产业政策对政治的腐蚀构成对民主威胁，一个在产业政策上态度消极、忠实履行监理人角色的政府才是好政府的观念成为全国牢不可破的信念。这种信仰延续至今，今天的美国政府更热衷于承担基础研究和教育任务，主要是通过保护知识产权来鼓励创新，以反垄断来促进竞争，间接推动产业发展，对优选某些特定产业加以扶持的做法态度消极。
　　通过产业政策，用政府的力量把社会资源集中投入到那些“重要”的产业中去，实现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对那些追赶型国家来说，天然地具有诱惑力。日本产业政策运用最成功的案例是二战后的“倾斜生产方式”，日本通产省通过调配物资、外汇等资源支持重工业从废墟上复苏，并带动了日本奇迹般的复苏，到1980年代日本在汽车、电子、钢铁等产业上一度对美国构成巨大压力，通商产业省也被称为“推动日本奇迹之手”。此时，推崇日本模式（其核心就是产业政策）而贬低美国模式的风潮盛行于思想界。韩国的产业政策运用更为极端，历届军政府与大型私人财阀之间紧密配合，通过特许的方式将极为有限的外汇、物资投入到政府圈定的重点发展产业上，从而在极短时间内打造了在汽车、造船、化工等领域的国际竞争力。
　　到了1990年代，形势发生了逆转，日本的产业竞争力在泡沫破裂后开始下降，而此时美国的信息革命却方兴未艾，走向深化，网络革命一崛而起。曾经在产业竞争上有将美国逼到墙角之势的日本，迅速地被美国甩下一个量级的距离。为了对抗美国信息产业的强势，日本重祭产业政策，与企业合作推出了几个“专案”，但全以失败告终，白白浪费了巨额的公共资金。而在韩国，产业政策的执行导致大财阀的出现和政治腐败，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暴露了这一模式的弊端，韩国也痛定思痛，与产业政策渐行渐远。
　　从上可知，美国模式与日韩模式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实行积极的产业政策，在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不同。号称没有产业政策的美国成为历次产业革命领头羊，而沉迷于产业指导的日本辉煌一阵子后节节败退，从中可得出如下结论：一、产业政策如实施得当，在追赶型经济发展初期会有出色的效果；二、产业政策必然导致政府与市场边界的模糊，引发广泛的寻租和严重腐败，这在任何国家都无法避免；三、在以创新为灵魂的新经济时代产业政策效果快速递减；四、围绕产业政策形成资源争夺的文化，造成极大的社会浪费，抑制企业的创新力；五、产业政策会自我强化，导致利益格局锁定，最终会形成阻碍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日本的衰落原因很多，不能适时抛弃原有政商联合模式，社会利益格局无法有效调整，企业创新能力衰退，即是其一。真可谓，成也通产省，败也通产省。
　　中国曾实行30年大一统的计划经济，改革开放后又深受日韩模式影响，对产业政策的运用有强烈的偏好。从顶层设计层面到地方竞争层面，产业政策可谓五花八门，泛滥成灾。但从过往看，汽车业“三大三小”的规划的失败、钢铁有色建材等行业产能在不断抑制下增长，都是产业政策失败的典型，相反，像家电、互联网等政府“指导”较少的产业，反而更容易形成竞争力，而像光伏一类的产业政策看上去很成功，但付出的代价相当惨重。以目前乳业政策而言，笔者也实在看不出有什么扶持的必要，因为中国乳业竞争不过国外乳企原因不外有三，一是资源，二是技术，三是商誉。如果中国因草场牧地不如人家而战败，说明中国不具备这一行业的比较优势，进口奶粉是最佳选择；如因技术不如人，那也不劳政府出手，利润是提高技术的最好动力；如果因为三聚氰胺之事而失去信誉失去市场，那让企业去卧薪尝胆好了，政府救之何益？
　　在我看来，具有迷惑性的产业政策就是旧增长方式的重要内容，它是造成政府与市场边界模糊的重要原因。要转向新的增长方式，就要清晰界定政府与市场边界，对那些走火入魔、泛滥成灾的产业政策，即便不能立马全部撤销，至少也要大手笔地删繁就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