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民政部主管的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发布《2012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报告》显示，2012年，我国社会组织获得了73.63%的全国捐赠。全国各级党政机关接收捐赠42.53亿元，全国各级红十字会系统接收社会捐赠21.88亿元，均比2011年有大幅下降。其中，红会系统接收21.88亿捐赠款物，仅占全国捐赠总量的2.68%。
　　红会接收捐赠额的下降，人们首先会想到郭美美等事件。其实，这系列事件影响公众捐赠意愿的另一前提，是社会慈善组织的发育，捐赠渠道的多元化。而慈善机制是否足够完善，核心判断标准，就是社会组织在接收捐赠中的份额。据此来看，红会以及各级党政机关接收捐赠占比的下降，不论原因为何，都谈得上大势所趋。
　　慈善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事业。因此，对于社会组织成为接收捐赠的绝对主体，党政机关和带着行政身份的红会接收捐赠份额下降，媒体在报道时形象称为“官退民进”。“官退民进”，意味着慈善回归社会化，政府在角色上由主导募捐变为监管，让慈善事业成为社会化的互助机制。
　　慈善领域“官退民进”的必要，从红会的运作上可见一斑。以往红会依托行政身份，虽然占据着巨大的份额，但在透明度、运作效率等方面，不尽如人意。尤其是在民间慈善组织蓬勃成长的背景下，红会的问题暴露无遗。红会负面事件频发，改革呼声高涨，而所有的改革呼声表层指向其透明化，深层次则指向身份的再定位。它要求红会与行政力量划清界限，成为与其他社会慈善组织平等的、独立的竞争主体。
　　红会“官进民退”的改革呼声，是从慈善组织的定位结构上谈，“官退民进”除了要求官办慈善重塑自身之外，还要求政府部门彻底剥离募捐主体的角色。
　　现代慈善建立在自愿基础上，几乎人所共知。但在实际操作上，下发红头文件或者口头劝说等命令式慈善，并没有彻底根绝，尤其在党政机关内部。传统的动员机制下，行政式的劝捐甚至直接划扣一度很有市场，通过行政力量或明或暗的指标或暗示，慈善变得简单，同时捐赠的总量也能得到保证。但由于红会对捐赠渠道的独占，这种行政指令式的募捐模式不仅与现代慈善理念格格不入，而且阻碍了官办慈善组织的改革进程。慈善“官退民进”，就是要建立起慈善机制对于行政指令的防火墙。
　　慈善事业中的“官退民进”，应当作为政府减负的重要手段之一，这也是把社会的还给社会的必要改革。客观而言，政府在慈善领域的大包大揽，曾帮助建立了诸如红会这样组织庞大且覆盖面广的官办慈善组织，也曾在大灾大难中高效动员，募集大量善款。但要看到，被誉为第三次分配的慈善事业，它在本质上是属于社会的，行政化外包装下的慈善机制，即使在历史上有过积极作用，现在也已难以发挥应有作用。
　　在民间组织的成长之下，我们完全不必担心，民间慈善在与社会捐赠需求的衔接中，能否胜任其角色。行政力量退场后，竞争的公平化、激烈化，会倒逼慈善组织用先进合理的运作机制来优化自身。同样不必担心的是，随着慈善理念的普及，整个社会的捐赠意愿，无需行政动员也能够释放出巨大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