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早，当我揣着“鲜鸡蛋4.5元一斤，每人限购2斤”的促销单随人流进入超市，刚转过日化区的货架就已经走不动了。原来簇拥在这里的人都和我一样，是来买鸡蛋的。
　　其实，这“限购2斤”不过是超市试图以低于市场价格的鸡蛋来吸引人气的营销手段，与众多领域的“限购”还是有很大区别。比如买房，比如买车。
　　这其中，房产限购的目的是抑制投机投资需求从而限制房价突飞猛进；汽车限购是通过牌照的管控实现增量的减缓，意图在于治理城市道路拥堵和空气质量改善。政策的良好初衷本无可厚非，但这一政策的目标是否通过一个“限购”就能实现？“限购”究竟都限制了什么呢？
　　毋庸置疑，限购首先限制了百姓购买的自由。买房子，先要看名下是否已有房产，是否具备购买资格；买车子，先要看是否具备本地户口，名下是否已有车辆，是否已经通过摇号程序获得牌照……诸如此类，买卖本身应该是你情我愿的自由交易，这一系列对买方的限制显然有违市场经济理论中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础的核心思想。
　　其次，限购还限制了相关产业的发展。这里不妨回避“说不清理还乱”的房地产业，以汽车业为例。据中汽协数据，2012年我国汽车产销突破1900万辆创历史新高，再次刷新全球纪录，连续四年蝉联世界第一。我国汽车产量已连续三年超过1800万辆，汽车工业已进入总量较高的平稳发展阶段。但是，同样来自中汽协的数据显示，轿车产销增幅出现回落，截至今年7月，汽车月度出口已连续三个月低于上年同期水平，继续呈现下降态势。综合来看，虽然我国汽车业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但出口不利，内销途径又遭遇限购城市不断扩围的困境，按照以销定产的模式推断，后市汽车业进入“微增长”似乎已不可避免。
　　显然，由于限制了需求，必然也对供给的活跃产生抑制，最直接后果就是相关行业可能提供的社会就业岗位被大大压缩，这形成了对稳增长和促就业两项政策目标的挑战。   
　　与此同时，限购手段的大面积使用滋生了权力的腐败，助长了暗道的繁荣。比如利用职务或关系取得多个身份囤积多套房产的房叔、房姐，名下持有几百几千辆车的“背车族”，在法律法规边界游弋的租牌公司、租牌人……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不仅干扰了政策制定的初衷和执行效果，更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当然，由于政策制定者和政策影响者分别处于政策链条两端，对这一政策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理解，笔者也相信政策制定者在决策时“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充分考量，但是临时政策的出台应该是给优化政策的制定争取时间，而不应该以“限购”的有限效果限制了进一步推出更市场化的长效机制的动力和责任。
　　当我提着限购的2斤鸡蛋悠然走向收款台，身后仍然是长长的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