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励对外投资”作为一项官方的政策，已经执行了若干年了。在外汇充裕的背景下，这成了一种新的时髦。曾经声誉卓著、只被国人顶礼膜拜的那些外国公司，正在被国际投资银行一个个地筛选，然后再被推荐给财大气粗的中国企业作为并购的候选目标。对外并购金额正在迅速地增长，一些令人吃惊的交易已经发生。这可真是一件叫国人“扬眉吐气”的事情。正如有些人所感叹的：多少年前，这种事连想都不敢想啊！
　　然而，业已发生的交易尚不很多，而失败的案例却已经不少。在各大企业竞相“走出去”的时候，战败回国的队伍却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笔者以为，其中的问题首先在于，“鼓励对外投资”这个政策是需要质疑的。正如一些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的，为了平衡国际收支，应当进一步加大进口的力度。应当考虑多多撤除进口壁垒，加大进口国外的初级产品（例如粮食、油气和矿产品）。在我国企业普遍缺乏国际商务经验的背景下，对外投资应当先以财务型、债权型、策略型、小规模和学习型的投资形式为主。直接并购外国大型公司的做法过于激进了，其中充斥着巨大的风险。尤其是那些人员、技术、知识和经验密集的工业类与服务类企业，在现阶段应当尽量回避。考虑到语言、习惯、心理和文化上的重大差异，笔者更进一步认为，中国企业应当把重点放在对外采购生产要素（包括雇佣外国专家）而不是对企业的整体并购上。无论在国内或国外开办企业，中国公司都应立足于自主管理，按照自己熟悉的方式来组织生产要素，而不应简单地仰赖外国人现成的管理体系。如果乐观地以为这些非经济的因素可以轻易突破，中国的政府和企业必将犯下严重的错误，最终将会招致巨大的损失。
　　在一般情况下，对外并购项目的可行性大都不能成立。那种企图在获得控制权后把工厂搬迁至中国或者利用被收购企业现有的营销网络推销中国产品的设想都是天真幼稚的。西方国家的法律严谨而又复杂，远非一般中国企业家可以想象。这方面的知识也绝非任何人短期内可以习得，更谈不上运用自如了。在中方企业缺乏必要的知识、经验和判断力的情况下，跨国交易也就变成了国际投资银行与律师事务所的盛宴。它们不仅赚着高昂的服务费，而且中方客户只能对它们言听计从。这可能就是中方企业在已经发生的若干交易中出价过高的原因之一。
　　外国企业控制权的转移大都附带着明确的或隐含的条件，其目的就是为了保障当地的就业，并防止新股东滥用其各种有形或无形的资产。因此，中方的新股东一旦上位，往往不仅难以把所收购的企业拿来为我所用，反而变成了“活雷锋”，要向被收购企业提供包括资金在内的各项支持。被收购企业变成了甩不掉的包袱，不仅不能用来配合中国国内的业务，反而迫使国内业务收缩，以便集中资金确保境外公司的生存。由于这个缘故，TCL集团与联想集团在过去几年中都经历了“惊鸿一刻”，差点儿全军覆没。无锡尚德的折戟沉沙则直接起因于与海外并购有关的错误操作。
　　另有一些国内企业则企图通过收购财务状况比较良好的外国公司（例如美国国际集团旗下的“国际金融租赁公司”，ILFC）来获得投资收益。可是，不可忽视的是，一旦中国企业成为控股股东，被收购的外国公司里的核心员工就开始另谋高就，客户也就开始流失。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在联想集团收购IBM公司PC部门的过程中。这并不是一种歧视，也不表明中国企业不应该保持自信，原因是人们不大相信中国投资者会成长得如此迅速，以致眼下就可以在国际商务活动中扮演领导性的角色。如果外国人多持这种看法，那么中方收购者最终也就很难获益。
　　企业既是物质资产的组合体，也是人际关系、知识与思想的聚合体。从后一种意义上来看待企业，则我国企业的价值、水平和能力都还差得很远。因此，如果一定要搞一些跨国兼并，笔者的建议是，应当把注意力尽可能地集中在资源型的、或者其管理任务相对简单的标的企业身上，并且预期的投资利益要足够大。收益率达到正常投资标准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有超高的预期收益，以便其中的一部分可以提取出来用于弥补各种额外的、难以预见的开支。当然，这样的机会必定是很少的，因此也就更不应该轻率地行动了。
　　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中信证券对里昂证券的收购非常值得怀疑。这笔交易不仅估价过高，而且战略利益不够明显。国内的券商长期处于法治不健全的环境中，连自由的股票发行都未曾经历过，又如何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纵横捭阖”呢？证券公司的管理是如此的复杂，中方股东如何对之进行有效的监督、约束和激励？又如何在不付出额外代价的情况下留任其核心员工？如何确保公司在持续运作的基础上再上一层楼？对于这些问题，笔者都看不出明显的答案。
　　国企的对外并购目前有“完成政治任务”的味道。千千万万企业辛苦挣来的外汇，就这样被慷慨地“归还”回去了。这是轻率的、考虑不周的政策所迫使的。这种政策是前几年泡沫经济高涨时我国政商两界信心爆棚的一种反应，其中包含着自高自大和急于求成的心理，还或多或少地包含着“要当外国人老板”的虚荣心。笔者认为，目前的势头是危险的，跨国并购正在成为低效投资与国有资产流失（甚至贪腐）的新渠道。国企的管理者们可以借此机会尽情地出国游玩，大笔地扩张开支，顺便也可以在洋人面前再挥洒一下“股东权力”。当然，国际商务经验的获得也是少不了的，不过，假如用这样的方式来锻炼队伍，代价也就太大了。
　　最后，我们还要评论一下吉利汽车对瑞典沃尔沃公司的收购。根据以上分析，这笔收购的必要性照样应予存疑。可是，它却一反常态地获得了资本市场的追捧，其奥妙何在呢？最近，笔者终于得到了答案：国家于上个月正式批复沃尔沃公司在国内开设由其全资附属的整车生产工厂。这意味着沃尔沃公司享受到了其他任何外国汽车公司所未曾享受过的特殊待遇。沃尔沃公司以其前沿的技术加上中国的成本，必将在国内市场上攻城拔寨，所向披靡。如果汽车产业政策继续维持现状，无论合资汽车公司还是国内汽车公司，将无人能与之竞争（至少在短期内）。我们不能怪罪李书福先生，我们还必须佩服他的智慧。他这种“钻政策空子”的方式再次凸显出了汽车产业管制政策的荒谬性。还是回到上期的话题：但愿以此为契机，撤除各种不合理的管制，使得国内外企业之间达成自由、平等、开放的竞争，则汽车产业幸甚，中国经济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