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经济学家林毅夫在日前召开的2013年中国民营经济发展论坛上表示，双轨制在中国已经走到了尽头。
近期，有消息曝出“养老金双轨制改革”成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立项的重点研究课题。这一消息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关注。在中国，作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一种现象，双轨制曾经普遍存在于经济的各个领域，例如价格、养老、户籍、企业、税收等等。然而一直以来，这一制度的合理性都饱受争议。林毅夫认为，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双轨制维持了经济的稳定，但同时也使社会上产生了很多不满的情绪。未来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双轨制都消除掉。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让企业平等使用各种生产要素，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给民营企业更大的发展机会和空间。我们应该改，否则会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社会的稳定。
双轨制曾发挥积极作用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学术界普遍认为政府干预的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但是最糟糕的是像中国这样采取的双轨制经济。”林毅夫说。当时，影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政策的发展经济学一共经历了两波思潮。第一波是结构主义，第二波则是新自由主义。
结构主义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时的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发达国家之所以劳动生产力水平高，是因为他们有资本非常密集、技术非常先进的现代化大产业。而发展中国家普遍地都是传统的农业和资源产业，因此生产力水平低。所以，一个发展中国家想要现代化，就必须采取进口替代战略，发展同发达国家同样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由政府干预的方式来配置资源。
进口替代战略在最初确实让许多发展中国家经历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在现代化的大产业建立起来之后，经济就开始停滞，危机不断，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也越来越大。这就催生了发展经济学的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是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赶不上发达国家，是因为发展中国家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因此需要采取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方法，促进经济发展。
因此，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多数发展中国家在进行经济转型的时候，都试图一次性将政府造成的各种扭曲消除掉。当时学界的主流看法都认为这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最优策略，而在计划和市场经济之间摇摆的双轨制是最糟的。
“但是，现在二三十年过去了，推行当时认为最糟糕的双轨制的国家，普遍维持了经济的稳定和快速发展，缩小了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而推行当时认为最优策略的国家，则普遍是崩溃、停滞和危机不断。”林毅夫说。
林毅夫认为，在转型过程当中，曾经被认为是最糟的双轨制反而最好，是因为新自由主义一方面忽略了原来市场上的很多扭曲其实是为了保护在结构主义时期建立的大产业。如果将这些保护补贴全部消除掉，那些大产业在市场上没有竞争力，立刻就会破产和垮台，造成大的失业和社会动荡。另一方面过度强调了市场的作用，忽略政府在结构当中必须发挥应有的监视和引导作用。
而双轨制能够获得成功，则是因为它一方面继续为原来优先发展部门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提供了必要的保护补贴，以维持经济的稳定，第二方面又放开民营经济、外资经济、三资经济进入到更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能够不断地利用后发优势。所以，经济发展会比较快。
到了消除双轨制的关键时候
但林毅夫同时表示，任何事情都有两面。双轨制也让我们付出了代价。现在经济中存在的很多问题都是双轨制带来的。这之中最主要的是收入分配问题、寻租现象的普遍化和社会风气问题。
林毅夫说，我国经济中目前仍然受双轨制影响较深的，主要是三个方面的保护补贴：一是金融领域内，尤其是大型的国有商业银行和股票市场上。二是资源价格方面，资源税费基本接近零。三是行业上的垄断，包括信息产业和交通运输业等。
林毅夫说，虽然这些保护措施确实有好处，让我们的经济在转型的过程中得以维持稳定。然而，这种补贴的实质是牺牲了一般家庭或是中小企业的利益，来换取大型企业的发展。财富分配不断向大型企业集中。另一方面，通过压低资源价格和垄断行业提高利润，这样的措施，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
富人和大企业的消费倾向都比较低，财富向这两个方向集中就会造成储蓄占经济的比重越来越高，消费占经济的比重越来越低，或者是投资占经济的比重越来越高，消费占经济的比重越来越低。
双轨制给经济带来的扭曲还导致了寻租现象的产生。“寻租是经济学的语言，通俗来讲就是贿赂和腐败，所以，这样的现象比较普遍。双轨制的改革好处是让我们维持稳定和快速发展，付出的代价是社会上出现了很多的不满情绪。”林毅夫说。
在林毅夫看来，现在已经到了把双轨制一律都消除掉的时候，否则会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社会的稳定。他表示，现在中国已经具备了双轨制改革的各种条件和市场环境：“2012年，我们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6100美元，处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资本已经不是那么短缺。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现在符合比较优势了，即现在大部分的国有企业是可以盈利的。因此，没有继续保护补贴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把双轨制遗留下来的扭曲扳正。”
他指出，双轨制改革需要在三方面推进。第一，治理金融过度集中的问题，应该发展能够给农户和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地区中小银行或地区中小金融机构。第二，提高资源税费水平。原来的资源基本是白给的，现在应该将资源的费率提高到国际的合理水平。第三，放开民营企业向电信、交通等垄断性行业的准入和竞争。原来的电信交通等垄断行业，由于过去资本很密集，靠国有企业的经营，赋予其垄断地位来克服不符合比较优势的问题。而现在电信业已经变成了盈利的、具有竞争力的行业，可以允许民营经济进入与其竞争，深化改革。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按照比较优势发展。
中国还有20年高速发展期
林毅夫认为，中国还有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长潜力。他表示，根据已故的经济历史学家安古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的估算，以1990年的美元价值计算，2008年中国的人均GDP为6725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21%。这差不多等于1951年美国与日本、1967年美国与新加坡、1975年美国与台湾、1977年美国与韩国之间的差距。而这四个国家和地区正是发展委员会研究的13个成功的经济体中的4个。利用后发优势，在20年间，日本的平均年增长率飙升至9.2%，新加坡8.6%，台湾8.3%，韩国7.6%。如果说亚洲四小龙和美国之间的收入差距相对应的后发优势使得其在20年间实现了7.6%-9.2%的GDP年增长，那么类似的，中国在2008-2028年间每年的增长潜力应该是8%。
林毅夫进一步表示，如果把中国发展的潜力挖掘出来，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两个翻一番的目标就能够实现，就是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城乡居民收入也翻一番。在2010年，我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4400美元，翻一番是8800美元，再考虑到人民币升值的因素，到2020年，我国的人均收入可能会达到12700美元。按照联合国世界银行统计，一个国家的人民收入达到12700美元，就代表是高收入国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就会初步实现。
在林毅夫看来，未来这段发展时期会给民营企业创造很大的空间。他说：“世界财富500强的企业，在一个国家所占有的数量和这个国家的经济规模是成比例的。2010年的时候，美国世界500强的企业是140家，我们是54家，到2020年，我们的经济规模至少是和美国一样大，这就意味着到那时候我们世界财富五百强的数量至少是和美国一样多。到2020年美国估计有100家，我们则会超过100家！”
林毅夫表示，为了将自身的后发增长潜力变为现实，中国首先要深化市场经济体系的改革，消除现有的扭曲，真正地实现平等使用各种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受法律保护，这样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可以在公平的平台上竞争。如果这样做的话，会给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另外一个更大的平台、更大的天地。
林毅夫简介
林毅夫，教授、博导，世界银行前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第7、8、9、10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1986年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获博士学位，曾担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1994年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
林毅夫教授是国内外知名的经济学家，在国内外有众多兼职，并担任众多国际学术期刊的编委，是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十一五规划”工作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民政府专家顾问委员会委员、亚洲开发银行长期战略框架高级顾问组成员、世界银行顾问。
林毅夫教授有著作13本，其中《自生能力、经济发展与转型：理论与实证》同时获颁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一等奖、首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著作一等奖、北京大学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一等奖。《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被翻译成6种语言出版，《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与《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分别获1992年度及2001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还有多本著作分别获得北京市第4、5、6届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著作奖。1992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中国的农村改革及农业增长”一文，被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国际粮食与农业政策研究中心授予1993年度最佳政策论文奖，2000年被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评为1980至1998年内发表于国际经济学界刊物上被同行引用次数最高的论文之一，获颁经典引文奖。《技术变迁与收入在农户间的分配：理论和来自中国的证据》获《澳大利亚农业与资源经济学杂志》1999年度最佳论文奖(1999年6月第43卷第2期)。1997年获得澳大利亚农业和资源经济学会颁予约翰·克劳夫爵士奖(每两年从国际农业经济学家中选出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