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当前到底有没有风险？中国会不会发生债务危机？未来的改革路径会如何？于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会开出什么药方？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基本可以勾勒出中国经济的全貌。
从宏观数据上看，2012年第二季度至2013年第二季度，中国的GDP增速从2012年第二季度的7.6%下降至2013年第二季度的7.5%，降低了0.1%，中国经济似乎并没有出现“断崖式下滑”，但为何外界对中国经济悲观情绪却越来越多呢？
的确，近两年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滑落，风险也开始“水落石出”，特别是在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这种风险更是此起彼伏。当前中国经济最突出的宏观经济风险来自于四大方面：债务风险、金融风险、产能过剩风险以及房地产泡沫风险，这四大风险又息息相关，相互传导和相互作用。
债务风险是首要的宏观风险。从资产负债表看，中国政府有20多万亿净资产。2011年18万亿的政府债务占到2011年GDP比重的38%左右，目前占比为50%，与国际通行60%（债务占GDP的比率）的警戒线标准相比，尚在可控范围之内，并且低于全球平均80%的比率，更大大低于发达经济体平均100%水平。
尽管规模不大，但问题在于2013-2014年恰恰赶上债务进入集中还款高峰期，如中国西部一些地方政府近两年由于财政的必要支出超过财政收入，存在比较大的偿付压力，甚至不排除个别地方政府会出现流动性风险，而一旦资金断流，大量工程期较长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将面临烂尾，同时会导致银行不良贷款激增。银监会数据显示，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NPL）二季度增加130亿元人民币至5400亿元人民币，连续七个季度走高，不良贷款率将会随着地方政府债务到期而进一步上升。
实体部门方面同样面临着很大的债务偿付压力。近两年中国实体部门的资产负债率上升，根据社科院金融所研究报告，截至2012年底，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在65万亿元左右，相当于GDP的125%左右，远远高于发达国家50%-70%的平均水平。资本密集型部门产能过剩比较严重，而且越是那些产能过剩的行业，其负债率越高。今年
1-5月，86家大中型钢铁企业总负债已超过3万亿，行业负债率达69.47%，由于这些企业的负债大部分来自于银行信贷，这也将影响到金融部门的资产负债表质量。
面对种种经济风险，新一届政府的重任就是“去杠杆化”、“去债务化”、“去产能化”及其背后的经济结构调整。而这种结构调整必须触及其风险产生的制度成因。地方债务风险源于财税体制改革的滞后：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国财政收入集中度和财政支出的分权度双双提高。突出表现在中央政府的事权比重逐年下降，同时地方政府的财权比重也逐年下降，导致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事权财权不匹配问题日益严重。数据显示，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地方财政收入占比从1993年的78%逐步下降至2011年52.1%的水平，而地方财政支出从1993年的72%上升到2011年的84.8%，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倒挂”现象日益突出。
由于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一方面地方政府尽量提高地区性征税的强度，从而导致实体经济部门的税负较高；而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以及其衍生的房地产价格出现了爆发式增长，导致对实体经济产生挤出效应，造成了整个资本配置效率的低下和资源配置的扭曲。
从金融资源配置的角度看，中国的信贷资金投放一直存在结构性矛盾，主要体现为信贷投放集中于政府项目、国有企业、大型企业与传统行业，民营企业、中小企业与新兴行业信贷支持力度不足。特别是近年来信贷资金向房地产领域与地方政府投资项目严重倾斜。目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与房地产贷款之和占全部贷款的比重近35%，对实体经济产生了比较严重的挤出效应。因此，新一届政府首要的是从财政和金融资源错配入手，推动新一轮财税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
预计11月份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必然会带来具有全局意义的改革。新一轮改革将从“放松政府管制，优化制度供给，提高要素效率”三大目标着眼，一揽子改革方案有望出台。除了已经在人们视野之中的财税、金融、行政体制改革之外，实现“金融与实体再平衡”是重头戏，政府将通过控制货币过度投放，避免走向过度负债型经济，而重启产业升级的进程。
与以往不同的是，政府的宏观管理可能更加侧重于供给端，通过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人力资本、财政金融资源、技术与创新、产权等要素供给来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从政府自身的角度看，也将大力推动政府的“简政放权”，不仅仅是政府纵向放权，也要向市场放权，打破各种权力垄断，让中国经济重回市场经济的轨道，真正激发内需红利和制度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