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表示了消除民间投资障碍——尤其是“隐性障碍”的决心，通报列举了五项具体措施，包括打破体制和机制限制，打破产业限制，强化市场引导等出台相应政策。其中，媒体比较关注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等政府作风问题。但究其根本，还是要从事情的本质出发，用科学的逻辑指导政策的转变。因此，我对此次会议所引用的独立第三方评估报告中所提出的体制、机制问题，以及市场引导兴趣更浓一些。
　　先说“体制、机制问题”，由于消息中没有详细列举评估报告所说的那些问题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因此，我们只能透过字面意思加以展开。实际上，“体制和机制”是两个问题，体制是机制的保障，而机制是体制的自然结果。所以，破解体制和机制难题，根本还是体制问题。
　　阻碍民间投资的体制问题到底是指什么，评估报告没有披露细节，但从科学逻辑上讲，这个问题说到底是个资源支配权的问题。长期以来，很多学者或市场人士经常把所谓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对立起来，把两者看成是资源（尤其是资金资源）的竞争者，甚至把虚拟经济看成实体经济的“敌人”。久而久之，公众的视线被引离了科学的轨道，某种意义上讲也影响了政策制定。
　　从最原始的意义上讲，虚拟经济解决的是两方面需求：对投资者来说，解决了资金增值需求；对金融工具的发行人而言，则解决了资金问题。但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学术界越来越认识到这种简单的需求供给逻辑其实并不是支撑实体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也不是虚拟经济得以生存的根本基础，而真正保证两种经济共同发展的根本在于：虚拟经济实现了实体经济自身无法实现的资源配置目标。而要想使得这个目标顺利实现，另一个问题就不可回避了，这就是资产所有权的转移。
　　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内，资产所有权不是一成不变的，当金融工具的发行主体的市场价值低于再造成本时，该主体的所有权就会遭到“抢购”，而抢购的目的不单单是获得廉价的实体，而是获得本属于该实体的资源支配权。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发达资本市场的最大资金供给方不是资本家，而是企业家的原因。（实际上很多资本家也通过换股的方式与企业家“联姻”，最终的目的依然是服务于企业家。）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的投资需求本身就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甚至整个虚拟经济的投资者都在客观地为实体经济服务。
　　回到中国的民间投资话题，民间投资者绝大部分都不是从投资起家的，也就是说，他们的财富是通过创办企业积累起来的。这些人当中确实有一部分打算在经济不景气时暂离实体经济，转向投资领域继续发展。这似乎与我们刚刚说过的理论逻辑有很大差距，其实不然。民间投资者当前的困境不是资金，也不是市场准入，而是所谓“大环境”。温州金融改革的实践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依据。
　　去年开始推进的温州金融改革，政策层面已默许了民间资本的合法性，这在很多学者看来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利器。理由很简单，原本市场存在大量的资金需求（主要是中小企业融资），现在资金供给又放开了，还会有什么问题呢？但问题真的依然存在，民间资本家依然“惜贷”。理由也并不复杂，因为在投资市场上，永远是效率引领资金走，而不是资金奔着需求走。去年央行和央视财经频道的调研也证实了这一点，民间资本家不是不想投资，而是希望去海外投资。于是，我们很多人就想当然地认为那是国内投资渠道不通畅，但却没有去反思到底是什么造成了“不畅”。
　　有人说是市场的有效性问题，国内资本市场的长期无效（比如市场炒作、非理性投资等），投资者（尤其是资本家）对这种市场环境自然缺乏足够的信心，所以才造成所谓“有钱也不投资”的怪相。但这只是表象，其实质还在于我们的资本市场在制度建设上的缺失，说白了，就是资产所有权转移制度的缺失。正是由于“什么样的企业都敢上市”、“上了市就万事大吉，发行人从此不再关心市值”的存在，使得投资人只能抱着“击鼓传花”的心态参与投资，这样一来，市场还有什么理性可言呢？
　　解决之道在于：建立完善的所有权转移制度，允许市场参与者抢购经营不善、不被市场看好的企业的所有权，从而获得资源支配权。在这个过程中，无论国企民企，一律一视同仁（少数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产业，比如国防、军工可以例外）。试想，还有什么投资者会拒绝优质企业被留下、劣质企业被驱逐的市场呢？所以说，消除市场投资障碍，根本还是在于市场制度，有了制度作保障，机制便水到渠成。而有了顺畅的机制，资金自然会源源不断地流向市场，并最终转化成资源的合理配置。
　　这实际上也解决了之后的一个问题：运用市场机制引领资金。其实这些问题都是息息相关的，突破一点，整个局面都可打开。所以，尽快建立完善的资本市场制度体系才是关键，这也是当前经济改革的关键，是不可绕行的必然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