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7日，美国《纽约时报》等媒体披露，摩根大通因为雇佣中国官员子女遭遇美国执法部门调查，美国证交会与司法部携手调查类似案件，以确认是否存在不公平竞争，是否违反美国的《反海外腐败法》。
潜规则掀开冰山一角。投行以关系而不是业务能力争取生意已非一朝一夕，8月18日，路透社援引中国业内人士的话称，投资银行在中国雇佣官员子女
“已经有20多年历史”。而要求匿名的业内人士指出，各大投行争聘官员子女，作为进入全球最活跃资本货币市场的敲门砖。国际投行雇佣高官，不过是进入中国寻租链条，寻找变现手段而已。
《证券市场周刊》刊文指出，这些中国区高管许多是官员的子女，他们的任期甚至和所在外资投行获取中国企业IPO的时间相一致；他们的任职与否甚至会影响外资投行中国区业务的发展。获得这些项目成为关系与能力的比拼，同样的一二线投行，选择这家而不选择另一家，有无数冠冕堂皇的理由。除了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企业之外，其他如南车电气等公司，均有无形之手在背后运作。
大投行项目的操盘手背后，往往有可观的家世与可操作的人际交往圈子，不进圈子没有投名状，想获得大项目，机会微乎其微。8月30日，英国《金融时报》进一步披露，一项内部调查发现，数十名雇员的招聘过程值得进一步审查，调查还发现一些文件显示，一些新任用的人员与某些具体的交易有关联。某银行的高管在为投行辩护之余承认，摩根大通在文件中列明某些人员任用与具体交易挂钩，这似乎超出了业内标准实践。
有意思的是，中国引进国际投行，原本是希望引进国际经验，获得大投行、大投资者的支持，没想到国际投行没有改变市场，反而成为“不找市场找市长”的践行者。
投行业务已经成为腐败重灾区。在资本货币市场上赢得大项目，通常是大笔进账的一锤子买卖。以百度为例，在美国上市，高盛等承包商瓜分了大约700万美元的佣金，同时获得了40万股百度的期权，有时承销商还拥有原始低价股。以百度当天的收盘价90美元左右算，高盛获得的期权价值2500万美元，截至北京时间9月2日晚，百度股价已经达到135.53美元。
根据深交所的数据，截至2006年底，在美国、中国香港、新加坡三个主要海外市场，有401家中国内地企业上市，总市值与流通市值为9548.38亿美元，如果以5％到7％的佣金比例加上其他分销返还等途径，200亿到300亿美元的佣金手到擒来。面对大客户，投行佣金可能大幅下浮，如脸书仅1％，而2006年中行上市约为发行规模的2.5％，下浮佣金是为了获得低价的好公司股票，获争取更多的大项目。
佣金收益是国际惯例，没有必要说三道四，可怕的是，投行进入中国利益链条，利用寻租手段游说企业上市、并购等等，或者雇佣官员子女游说掌握实权的政府官员强迫企业收购，中国国有大型企业不仅不能获得国际市场的先进经验，还会受到国内权力与国际肥猫的双重绞杀。
国内投行靠关系不言自明，与国际投行不同，国内的利益实现主要通过pre-ipo实现，低价得到铁定上市公司的原始股，而后在二级市场套现，来钱比投行的回扣、佣金更直接、数据更大。
工业社会初期的人，一提到资本货币市场就会想到市场化，就会想到国际经验，国际投行雇佣中国高官子女的现实给了我们当头棒喝，没有什么市场可以脱离基础制度的建设，可以脱离内部的制约，而轻松地得到高效而公平的法治市场。唯有制度才能扼住投行寻租行为。
这一现象，又岂止仅仅发生在投行身上？任何社会，如果主要靠拼爹，梦想也就黯淡无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