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校长助理黄桂田教授日前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当前中国经济的基本面符合预期，因为中国经济正在“下台阶”。但是同时要认识到，虽然中国经济将从改革开放以来8%到10%的超高速增长区间调整到7.5%到9.5%，甚至7%到9%之间，增长速度也仍然较快。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在于改革和实质性的结构调整，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改革开放的任务还未到位，怎样健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经济中的基础性调节作用，仍然是新阶段要着力解决的命题；明确哪些政府该管，哪些政府不该管，或者说怎样在新的时期把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划清，协调好两只手的作用，依然是改革的重点。
基本面符合预期
黄桂田首先从对当前中国经济走势的判断谈起，并持谨慎乐观态度。他说，去年开始我国的经济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到8%以下，今年上半年平均是7.6%，其中一季度是7.7%，二季度是7.5%。预计下半年，经济局势可能会比上半年有所好转。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国际经济有所好转，尤其是美国、欧盟显示出向好缓慢变化的迹象；二是国内因素没有显现出明显的继续下滑的迹象。预计下半年从第三季度开始，经济会稍微好一些，尽管不会实现大幅度逆转，但是完成年初制定的7.5%的增长目标问题不会很大。
从物价水平看，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涨幅不到3%，预计下半年也不会翘尾翘得很高。决定CPI走势的关键是农业。据以往的经验，CPI上行的突破口是农产品价格上扬。虽然今年入夏以来北涝南旱等自然灾害值得关注，但是总体来看，上半年我国农业还是保持了一个增收的态势。国际上的农产品价格，尤其粮食价格，也没有发生重大波动的情况。此外，国内非农产品还是处于需求不足、供给过剩的态势，这也会抑制价格的上行。所以全年的物价控制在3.5%以内，有一定程度的可能性。
除了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这两个方面之外，还需要观察就业的问题。我国现在的就业压力确实很大，这是因为从总体上看，经济每下行1个百分点，它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就会下降相应的新增就业岗位。比如说今年大学应届毕业生的就业难，就不仅仅是毕业生规模超前导致的，经济增长率下调导致经济对新增劳动力需求相应的降低也是重要因素。
此外，在国际收支方面，我国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是不平衡的状态，想今年让它平衡，可能性几乎为零。经过对这四方面的考量，从总体上来讲，我国今年的宏观经济运行的状况基本可以实现政府制定的基本指标。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年的经济运行状况基本属于预期范围内。
这样的经济局势，尤其是8%以下的增长率，对相当部分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因为过去30多年的年均增长率接近10%，现有的增长率低于过去平均水平有2个多百分点。因而一部分人认为这是一次短期的经济波动，是一种周期性的变化。
但是也有第二种判断是，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了30多年后，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这次GDP增速的下滑不是一个短期的经济波动，而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调整。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经济增长是在8%到10%这样一个超高速的增长区间上，而从现在开始，中国经济增长平台难以再保持在这个高区间，它很可能下调。乐观一点，可能调到7.5%到9.5%，波动区间大致2个百分点；保守一点，新的经济增长平台就有可能是在7%到9%之间。
经济正在“下台阶”
黄桂田表示，随着支撑经济增长的一些因素出现变化后，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增长阶段。这一阶段的经济增长不会有10%这么高，而是在7.5%到9.5%之间，但也是属于高速增长区间。这是因为一个大国的经济总量达到一定规模以后，继续保持原有的超高速经济增长，难度会不断加大。
通过发达国家过去的经济增长路径可以看出，它们都有一个阶段性的调整。以美国为例，美国国土面积和中国差不多，人口是中国的1/4。美国的经济增长平台，也曾发生过阶段性的调整。它的GDP总量在1996年大致是7.5万亿美元，接近中国去年近8万亿美元的GDP总量。而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都在5%以下。再看日本，日本在二战之后，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经历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长，经济总量上升到全球第二。但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经济就出现了问题。直到今天，日本经济都处于通货紧缩的状态，再也没有经历高的经济增长。所以说中国经济从改革开放开始，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的确是个奇迹。但是要想让它一直保持在接近10%这样一个高平台上运行，这种愿望恐怕很难实现。
具体说，我国过去接近10%的年均增长率，从总需求构成上看，投资起了重要作用，将过去的经济增长说成是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也不为过。在未来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投资同样有非常大的空间，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城镇化和乡村现代化。但是要想把投资继续保持在过去那样一个高增长的水平上，也是有难度的。
尤其是过去几年，在民间投资乏力的情况下，政府投资扮演了主要角色。如果今后还是要靠政府投资解决经济乏力问题，不仅不会得到解决，相反还有可能累积更多。一旦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引爆，中国经济一定会出现大的波动。
其次，过去经济的高速增长，外需起了重要作用，在GDP接近10%的增长率中，大约2个百分点是外需直接贡献的。本世纪以来，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经超过了50%以上，有的年份超过60%。这一比重比所有的发达国家都高，也超过一些新兴经济体的比重。要想在今后中国经济规模进一步扩大的情况下，外贸依存度仍然保持这样一个水平，难度很大。
最后看消费需求。多年来，中国一直强调要调整需求结构，扩大内需，说白了就是扩大消费需求。消费需求在未来的确有很大的空间，但是在短期内，想让消费一下子就成为拉动经济的主要因素，这个可能性也不是很大。因为消费能否提高，主要看城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是否能得到实质性的改善，这涉及了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问题，背后其实是多方面利益的较量和博弈。从这三点来看，中国要想继续保持过去30多年年均近10%的增长率，是太苛求了，经济增长平台一定会下调。
但是，这种“下台阶”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时代就结束了。现在经济增长平台虽然下调，但7.5%到9.5%的增长率同样还是属于高增长。保持7%以上的增长水平，我们所确定的多个不同阶段的战略目标都能得到实现。同时从基本面上看，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很多制约因素如果能够通过改革化解掉，中国保持7%以上的高速经济增长也是可能的。
发展潜力在改革
黄桂田认为，需要辩证地看经济增长平台的下调。首先要肯定，它有不利的一面。黄桂田说，相对于过去，经济增长平台下调带来的负面效应首先是就业压力的强化。过去中国平均每年接近10%的经济增长率创造的新就业机会大概是900万个，GDP的增长率一旦下调，每年创造的新的就业机会就会减少，这就会给就业形势带来更大的压力。同时随着城镇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和制造业机器和技术对劳动的替代程度进一步加深，未来的失业问题也一定会更严重。这是中国经济增长平台发生变化以后所要面临的头号挑战。
其次，高速经济增长会掩盖许多矛盾，经济增长率下调以后，就有可能导致一些矛盾显性化。例如在金融方面，目前备受关注的两大问题一个是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另一个是影子银行问题。经济增长平台下调，债权债务链条一旦断裂，整个金融体系的问题就会显性化并迅速放大。再比如说，中国有一部分企业是依托近10%的高速增长率才得以生存的，一旦经济下调，这部分的企业就失去了生存的空间，它们如果大规模退出市场，就可能引发很大的负面效应，这涉及的不仅是经济层面，还有社会问题，所以也需要提前估计。
但是，“下台阶”同样有有利的一方面。首先是有利于改革。人们经常抱怨某些阶段改革的步伐太小，累积的问题很多，这与社会过度关注增长率有关。如果上上下下都把短期的经济增长看得非常重要，都把保增长看成是最主要的方面，就往往会忽视改革。同时经济的高速增长也会给人一个假象，就是改革也在同步进行。但是在经济增长平台下滑以后，改革的压力就加大了，这有利于促进一些改革目标的实现。
第二个方面是有利于结构调整。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现在，中国政府一直把产业结构调整作为主线，但直到今天为止，结构问题仍然突出。这是因为在经济高增长平台上，是不可能实质性地调结构的。西方市场经济体也主要是靠经济波动来调结构的，因为只有在经济下行中才能展现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功能，尽管这种机制作用的发挥显得残酷。
第三是有利于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相对稳定。从2006年一直到2011年，不客气地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期不到12个月，几乎是一年一变。一会儿是紧缩防通胀，一会儿又是保经济增长。频繁的变化导致市场机制本身的作用没有很好地展现出来。中国要有效地发挥宏观调控在经济中的作用，就不能频繁地使用经济政策。如果总是频繁使用的话，人们的预期将难以稳定。宏观经济政策要有一定的稳定性，目标应该放长，即使不说长期，至少要在中期，也就是3到5年里尽量保持稳定。“现在面临的压力就在这里，这么多利益主体、利益集团都在说话，政策的设计者面对的压力很大，往往难以保证作出准确的决策。如果中国政府把经济发展视作是阶段性的调整而不是短期变化，那就要承认这个事实，尊重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规律，而不是人为把经济增长推到接近10%的水平。”黄桂田说。
黄桂田表示，中国经济从过去不到6%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跃升到接近10%的年均增长率，毋庸置疑是由改革开放决定的。如果说改革开放决定着前期高速经济增长的话，在新的发展阶段，构筑新的增长平台并在这一新平台持续增长，也将是由改革开放的深化决定的。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改革开放的任务还未到位，还面临着怎样在未来经济发展中释放各类企业的活力，进一步提高企业的竞争水平，是构筑增长平台微观基础的问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各界对这次全会有着多方面的期待，但主要还是集中在改革与发展上。怎样健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经济中的基础性调节作用，仍然是新阶段要着力解决的命题。明确哪些政府该管，哪些政府不该管，或者说怎样在新的时期把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划清，协调好两只手的作用，依然是改革的重点。
在当前的经济领域，比较引人关注的是要素市场的改革。同商品市场相比较，要素市场的商品化程度仍旧偏低。需要注意的是，在这方面的改革一定要选择好方式和方法，并不是一揽子放开那样的简单。例如中国的金融系统已经形成典型的双轨制，利率至少有两种形成机制。受央行和银监会监控的定价怎样和市场有机衔接，已经由市场定价的部分怎样接受监管，诸如此类的问题不是简单的放开就能解决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