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相互直接投资已成当今国际投资市场上不可忽视的重要现象。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13年世界投资报告》，去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历史性地首次超过了发达国家和地区，达7030亿美元，占当年全球直接投资流量1.35万亿美元的52%；其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则达到4260亿美元，占全世界31%。亚洲新兴市场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成就最为卓著，占2012年新兴市场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四分之三；中国从上年的世界第六大对外直接投资母国上升为第三，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然而，劳资冲突也正成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相互直接投资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而薪酬又是这类劳资冲突的最大诱因，即使一些颇受国际资本市场青睐的热门新兴市场也不例外。
越南堪称工潮高发国。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的越南官方统计表明，2008年一季度发生罢工300次左右，比上年同期的103次高几乎两倍。尽管越南新《劳动法》规定，工人如非法离开工作岗位，很有可能要向雇主赔偿损失，罢工事件总体上仍有增无减，不少在越外资企业深陷罢工困境，台资企业遭遇罢工最多。如2010年4月2日，位于同奈省（Dong
Nai）的台资企业宝成皮鞋工厂（Pou
Chen）就发生上万名工人参加的罢工抗议，要求假日上班应加工资和加发奖金；罢工工人甚至向不参加罢工的同事丢掷虾酱和猪血。不可忽视的是，TCL等大陆企业的越南分厂就设在同一省份。越南纺织业工会统计数据显示，在一些待遇较好的大型纺织企业，工人变动比例为15%至20%，一些中小企业工人变动比例为20%至30%，一些外资企业此项比例竟高达40%。
在赞比亚，某些中资企业的薪酬和劳资冲突已成热门社会话题，发生过数起恶性事件。去年8月4日，当地数百名工人和村民冲击中国民营资本科蓝煤矿，造成中国员工1死4伤，起因就是当地工会没有及时告诉工人与煤矿的工资谈判结果。
面对这类冲突，不少东道国政府选择了强制性大幅度提升工资标准的做法。
在越南，从2003年至2010年初，政府六次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外资企业工人最低月工资标准提高至134万越盾。在赞比亚，2011年2月受雇者最低档次月最低工资标准从26.88万克瓦查（约57美元）提高至41.9万克瓦查（约88美元），涨幅56%，其他各档次（技术类工种）涨幅分别在20%至42%之间。此外，月交通补贴标准从8万克瓦查涨到10.24万克瓦查；月午餐补贴从7万克瓦查涨到12万克瓦查；国内出差补贴从每日10万克瓦查涨到19.5万克瓦查，涨幅在28%至95%之间。不到一年半之后，2012年7月再次大幅度加薪，一般雇员最低工资为113.24万克瓦查，比上年2月的标准提高了170%之多。
这样大幅度提升工资标准的效果如何呢？
越南、赞比亚两国在各自所在区域内都属于高通胀国家。以消费者价格（CPI）涨幅衡量，无论是1992年至2001年间年均涨幅，还是2002年至2012年历年涨幅，越南均高于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平均水平，近几年多次接近、乃至超过撒哈拉以南非洲平均水平。撒哈拉以南非洲通胀率长期位居世界前列，赞比亚在该区域又长期高于平均水平。1992年至2001年间，赞比亚消费者价格年均涨幅高达52.4%，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平均水平的两倍，2011、2012年两年虽然低于本区域平均水平，但仍高于亚洲、中东欧、拉美及加勒比三大区域平均水平。
在高通胀环境下，为维持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工人们很容易诉诸罢工手段以争取加薪，或是频繁跳槽。要根治这一问题，该做的是调整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抑制通胀，因为抑制通胀不仅能确保广大劳动者的收入不被侵蚀，而且能降低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激励实体经济部门生产性投资和经济增长，进而可持续地创造更多就业。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通胀持续居高不下，自2003年以来，经济增长曾位居亚洲新兴市场前列的越南实际GDP增长率就一直低于整个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平均水平。鉴于当地劳资双方围绕薪酬发生的冲突很大程度上源于高通胀，东道国政府强制性大幅度提升工资标准非但无助于治本，相反却可能火上浇油。在劳动生产率和总的产出水平没有明显提升的情况下大幅度提高工资，直接结果便是大幅度提高成本推动的通胀压力；过于频繁的工资调整又必然影响投资者的预期，且有打乱投资者规划之虞，只能激励投机性较强的投资者，却打击实体经济部门生产性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