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课题组对12个省区的调查显示，12个省会城市，平均一个城市要建4.6个新城新区；144个地级城市，平均每个规划建设约1.5个新城新区。（8月26日《中国网》）
　　遍地开花的“国际化大都市”的造城“大跃进”正在华夏大地方兴未艾，非常巨大的造城投入，造成了地方上债台高筑，据统计，36个地区2012年底债务余额比2010年增长了12.9%。如果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也增长12.9%，那么2012年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就会超过12万亿元。2012年全国GDP为519322亿元，债务与GDP的比重约为23.3%。2012年，我国中央政府内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为15%。随着地方债务进入还债高峰期，前几年借的旧债需要借新债偿还，又需要借债搞新的投资，债务总量明显增加。而债务的不平衡，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将面临财政入不敷出、赤字持续扩大的困境。据统计，2012年有9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债务余额与当年可支配财力之比)超过100%；如果加上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债务率最高的达220%。
　　一边不惜投入非常巨大的资金规划和建设新城，一边是越垒越高且入不敷出的地方债务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逐步显现,成为我国经济领域较为突出的问题,更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一些城市的房地产过度泡沫化，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区域财政金融风险；一些地方不断出现的“鬼城”，完全是地方政府竞相攀比考虑城市形象的“面子工程”竞赛所致。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一方面有些地方领导干部盲目冒进，在任期内拼命想出政绩，借了很多钱，政绩上去了他高升了，但却给继任者留下了无法填平的财政窟窿。另一方面有些地方领导盲目追求轰动效应，有些工程和项目明明需要好多年才能完成的任务，偏偏要求在短短的两三年内完成，这种“赶工期、抢进度”的“能快则快”，不仅暴露出地方政府的“短视”心理，而且带来土地滥用、资源错置以及工程质量方面的隐患和问题，更为严重的是造成了地方政府财力上的枯竭。
　　事实上，那么多城市热衷于造城运动，并不是地方领导不知道巨大的造城投入会给地方债务带来巨大的风险，而是地方领导胆子很大，撑死胆子大的，饿死胆子小的。正是抱定这种思维逻辑，没有什么钱不敢借的，甚至于可以向地方上的高利贷伸手。更重要的是一些地方政府把借钱的“宝”押在城镇化上，城市建设缺少长远规划，大拆大建，贪大求洋，寅吃卯粮。而地方融资平台“主要抵押靠土地，还债付息靠卖地”的操作模式越来越难，些年来，许多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地方政府出售城市国有土地，获得财政收入，还从农民手中低价征买土地，高价向开发商出售，开发商将土地成本加到房价，转嫁给购房者。随着城市周边土地越来越少，土地财政难以持续。一旦新城成空城，土地出让断续，极有可能出现地方债务的危机和风险。
　　现在，这么多城市大规模的造城运动在向人们展示了地方领导建设“国际化大都市”魄力的同时，也把地方债台高筑所存在的巨大风险推到了我们面前。面对规模庞大的地方债务，社会各界担忧之心日甚。尽管有专家指出，我国政府债务规模已不小，政府还是有足够手段化解债务风险，但是，通过借债发展经济的地方政府越来越多，其负债规模也越来越大。到如今，一些地方已是债务缠身。不能不向我们敲响警钟—针对那么多地方政府的造城冲动，有必要对地方政府支出规模进行行之有效地严格控制，对地方支出权力进行全方位的制约，真正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要限制地方政府负债规模，探索建立以公共服务、民生、经济增长等为主要内容的干部政绩考核体系，提高政府支出的效率，从源头上拒绝那些挥霍财政收入、任意占用良田、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热衷于搞劳民伤财形象工程的造城运动，把地方债务风险降到最低点，确保正在积极推进的城镇化建设少走或者不走弯路，少交或者不交学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