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浙江律师吴有水向全国31个省级计生委、财政厅（局）申请公开2012年度社会抚养费收支及审计情况，大多数单位选择了回避。回复的9个省财政厅告知的社会抚养费总额累计达90亿元，最高的超过了24亿元。此前有报道称，全国每年征收的社会抚养费总额达到200亿元。这些钱都去了哪里，很少有人说得清楚。
　　对超生家庭征收社会抚养费，是以增加经济成本的形式控制超生意愿，相比于其他强制性手段，应该说是管理方式的改进。但是，由于征缴和管理不透明，社会抚养费征收在部分地区的执行过程中变形走样，受到公众诟病。一方面，社会抚养费具体收费标准由各省自行制定，各地征收办法、收费标准以及预算、收支比例等都不尽相同。正因如此，征收多一点还是少一点，虽然也有“收支两条线”的硬性要求，但在操作过程中，往往被基层政府挪用、截留，甚至被少数人贪污。有的地方为了多收社会抚养费充盈财政，采取“交足指标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等于变相鼓励超生。
　　而另一方面，由于社会抚养费一律上缴国库，其使用并没有专门体现到计生工作中来，也削弱了社会抚养费的政策调剂作用。相反，在一些政策执行不到位的地方，遵守计生政策的家庭连独生子女费都难以按时足额领取，政策的鼓励作用更加无从体现。
　　如果社会抚养费不能规范收取、科学使用，不能实现对遵守政策家庭各种风险的援助，社会抚养费就可能偏离制度设计的初衷。围绕在社会抚养费上的种种疑问表明，社会抚养费的管理不善，不仅会损害政策的严肃性，削弱计生政策制度设计的整体协调功能，而且可能影响计生部门乃至计生政策的权威性。
　　社会抚养费十分有必要增强其透明度和科学性。首先，应当以信息公开督促社会抚养费管理的规范。社会抚养费的征收不仅关系到公众对政策公平性的评价，更因其规模巨大，理应如实向社会公开，并定期接受审计。与此同时，社会抚养费的征收还应提升管理权限，应当将县级监管提升到省一级，才能收紧“口子”，避免跑冒滴漏。
　　此外，社会抚养费的合理使用也应当提上议事日程。当前，我国人口政策亟待完善，如果能用好社会抚养费，发挥其奖惩功能，如建立与物价水平挂钩的独生子女家庭补贴调整机制，建立专项基金实现对失独家庭的社会救济等。政策的制定应当是开放的，在实践中不断听取民意并加以完善，对于一项影响面如此之广的政策而言，尤其应当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