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政治周期中，三中全会往往是出大思想、定大政策的会议。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根本原则，使中国转向改革开放；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不是计划经济，而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原则等等。
　　不过，越到后来，三中全会要提出创造性的重大思想就越难了。原因很简单，改革开放的局面越打越开，市场越来越开放，而剩下的有待解决的问题难度也越来越大，要寻求突破越来越不容易。但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对改革的期盼也越来越强烈。尤其是对今年秋天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国内外都带着迫切的期待，希望看到执政者明确未来改革的重要战略领域。
　　综合目前的形势看，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是改革。但选择什么样的改革领域？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是机制改革还是体制改革？新型城镇化、土地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是否会从此开始推动？这些问题都是未定之数。实际上，正如我们此前所指出的那样，围绕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各个利益集团正在努力施加不同的影响力，希望能引导政策。
　　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十八届三中全会可能强调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有可能打出一面“建立规范、高效、公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旗，这不仅与十八大提出的小康社会和“翻两番”的战略目标相呼应，还与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说法完全吻合。
　　选择经济改革作为重点，其基本逻辑在于，今天中国的改革要发现新动力，经济要找到新活力，必须发展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从而创造微观的经济活力。而要实现这一构想，在目前的体制环境下，只能在经济体制上入手。因此，新一轮的改革要重构更加市场化的经济体制。与此相关，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简政放权、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打破垄断、放开市场等一系列问题，都将成为今后改革的重点领域之一。
　　选择经济改革作为重点，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体制改革暂时不会在中国启动，那么涉及深层利益的市场经济改革就成为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一种“代偿”。从决策层的角度来说，如果能够在不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情况下，尽量挖掘经济改革中的潜力，那将是目前最合适的政策选择。说得更直白一点，政治体制改革不容易搞，那么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来找补。在一定的限度内，这的确会维持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
　　8月12日，由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新书《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高调在人民大会堂上海厅举行发布仪式。有市场人士问：一向低调的朱镕基如此高调的发布新书，有没有什么特别含义？在笔者看来，现在高调出书的一个含义，就是要借朱镕基的书来谈改革问题。该书称，1981年，上海的财政收入是171亿元，而朱镕基到任的1987年，这一数字变成了165亿元。上海财政收入在六年内不升反降。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说，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通过改革，才能解决上海的种种问题”，“他（朱镕基）善于改革”。
　　我们认为，在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丛生、矛盾激化的当下，如果不在经济改革上弄出一些大动作，恐怕难以得到期盼政治与社会改革人士的认同。很明显，现在要集聚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来为市场化改革造舆论，形成推动经济改革的环境与合力。因此，在这方面今秋的三中全会是值得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