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底特律破产的故事，人们对中国的地方债务风险也不免嘀咕起来。虽然时不时有审计风暴什么的，但地方债务的风险却似乎很难控制。原因其实是清楚的，学界和媒体早已不止一次地指出，对政府官员的政绩考察尚没有形成明确的“债务指标”，这就导致债务不透明，债务一届压一届，前任推后任。
　　比如有媒体报道，地方领导只有近忧，并无远虑，只管眼前事、本届事。一些领导坦言：“上任借了钱搞工程、搞项目，有口碑也有政绩；本届政府绝不能勒紧裤腰带还债。”
　　底特律破产对于我们的地方政府而言确实提出了一个警示，很多地方政府超前发展和跨越式发展，留下了大量的债务。不过，中国的城市绝不会破产，因为中央和地方虽然分税制了，但还是在一张灶上吃饭，地方普遍都会想，真出了事，上级政府直至中央是不会撒手不管的。甭看地方政府老抱怨分税制不彻底，老是中央请客，地方买单。但也正是因为不彻底的分税制，因为没有地方自治基础的分税制，即使地方买单把卡刷爆了，也有人帮其还信用卡的。
　　也就是说，在当前的体制下，讨论中国城市是否会遭遇一场底特律式的破产，原本就是关公战秦琼。美国是联邦制国家，中国是单一制国家，所以美国不叫中央政府，而叫联邦政府，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彼此之间分灶吃饭，各有一套法律体系和财政体系，华盛顿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去避免底特律的破产。而在中国，中央政府就是一个“总托底”，虽然其极不情愿被地方拖下水，但若某个城市真的出现了巨大的债务风险，必然会“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地方的债务风险，有的是办法转嫁给老百姓、当地企业和上级政府，以至于最终以中央政府的信誉来托底。中央政府钱不够的话，可以打开印钞机。
　　所以，底特律玩不转的，我们的城市可以玩得转。因为，在我们的城市里，政府是掌握资源的，而且这种对资源的控制力非常强。同时，薄弱的财税纪律不足以有效约束政府的收支。这两种情况，便赋予政府将债务风险转嫁或核销的权力。前者，政府通过卖地等运作可以将债务转嫁给企业和老百姓，后者，是财政用钱去补债务的窟窿。财政的钱都是纳税人的钱，羊毛又是出在了羊身上。
　　正因为如此，媒体不厌其烦地给地方债务算总数，每每算出一个惊人的数字便惊呼一下，而地方政府则总是面带微笑，自信表示“债务风险总体是可控的”。倒不是地方政府强颜欢笑，而是有足够的资源去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官员的自信不等同于老百姓的自信，因为最终的债务买单者，除了老百姓别无其他。所以地方债务风险的控制，审计风暴解决不了太大问题，出路在改革我们的政绩考核制度、土地制度以及财政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