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11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在北京主办“增长·转型·改革”为主题的改革形势分析会。来自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农业部、国家统计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中央党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等机构的领导、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7.6%的经济增速基本符合目前宏观调控总体方向和总体预期。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彭森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速比前几年的速度有明显的降低，但是从去年二季度开始，我国的经济增长一直稳定在7.4%—7.9%的区间。从今年上半年的数据来看，我国经济已经明显地下了一个台阶，回落到中速发展的阶段。以经济增长速度为主，包括财政收入、外贸等指标，确实已从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长期维持在10%、20%的速度，回落到一个比较符合目前我国国情和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合理区间。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指出，从2012年第二季度开始，我国经济就已经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速增长阶段，未来GDP中速增长将是一个中长期趋势。
经济增长的基本面出现新的变化。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指出，农村劳动力富裕程度大大减少，农民工工资过去五年当中平均增长20%左右，现在工资成本成为最大的压力，过去主要靠要素投入的模式很难走下去；我国人口在发生变化，过去高储蓄率推动高投资不能持续了，现在地方债务问题突出，不可持续性日益显现。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也分析了经济增长动力下降的几个因素：从发展的阶段来看，劳动和资本的边际收益率下降是个规律，从土地空间、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以及实业的资本收益率来看，都反映了这个下降趋势。所以，未来10年从增长的供给来源看，资本对经济的贡献率不可能会上升。从增长的需求来源看，出口上再像过去那样辉煌根本不可能，而且内部的成本都提高了，其他国家的竞争力也很强。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指出，我国从过去两位数增长向一位数转化的变化，不会像日本、韩国的变化那样有突变性。一是过去的发展模式使得内需潜力没有释放出来；二是劳动力开始减少，人力资本的投资增长，每年毕业七百来万大学生，人口质量的红利可能替代人口数量红利；三是我国由于幅员很大，沿海地区比较优势的产业可以在内陆地区又有相当的生命周期。所以，我国增长速度是往下走的，但是这个过程会比其他的国家要慢很多。
经济增速合理回落是调结构、转方式的必要代价。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卓元研究员认为，现在经济增速下降点也没什么特别的，最主要的是就业问题还好。经济稍微放缓一点，就业没发生大问题，应该是可以承受的。为了调结构，推进改革，目前的宏观经济数据也不必太多惊慌，不需要大的刺激政策。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教授认为，不应老讲百分之几的增长速度，投资效益怎么样？资源使用情况怎么样？如果是没有效益、或者是低效益的增长就没有多大意义。
王一鸣认为，转型到底是什么内涵？主要表现在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提高，然后是消费率提高，研发占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比重提高，中西部发展加快。而这种结构的变化都是以速度放缓为前提的，都是以增长阶段的转换为前提的。这两年，服务业比重提高了，去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投资，今年二季度又返回来，因为我们微刺激了。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宋立认为，我国当前的经济减速是波浪式的下降，不要刻意去加速。经济减速的原因有三：一是世界经济形势不好；二是我们主动调整结构；三是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世界经济过几年好转，我们能不能跟着转好？关键在于创新能力，能不能在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形成优势，将供给与需求结合起来。
宏观政策应把握中线，权衡速度与风险。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副主任刘树成指出，与其守住下限不如把握中线，20世纪90年代就提出了适度的增长区间，那时候就有上限也有下限。那时候认为下限不成问题，提出宏观调控、经济发展要把握一个中线。
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刘尚希认为，经济政策应当在增长速度与风险上权衡。我们现在一方面是要以速度去控制风险，速度太快了以后，风险越来越大，现在面临的环境风险、贫富差距风险、产能过剩的扭曲等等，都越来越突出了，所以要以控制速度去控制风险。另一方面要从风险去控制速度，不考虑风险，仅仅讨论速度的高与低，是很盲目的，也是有风险的，要从风险的角度来控制速度和从速度的角度去控制风险。控制速度在经济下行的过程中，最大的风险是就业问题，但是就业在眼前的增速下还不是个主要问题，除非增速再进一步地下降，到6%以下，可能就业的问题就会突出暴露出来，只要经济增长速度在7%以上，就业问题就不会突出。
过于依赖投资的增长方式难以为继，要以消费需求释放支撑未来10年的中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总工程师郑京平指出，粗放型的增长模式过度依赖投资，过度依赖外需，重速度，不重质量效益，吃资源环境和子孙饭，已经难以为继。一是因为资源约束；二是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已经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硬约束；三是有悖于发展中国家国情，发展中国家国情不应该长期顺差，积累大量的外汇；四是庞大的过剩产能难以消化，一旦外需下降，在幅度较大的时候，国内经济势必随之大幅度下降。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与其他国家不同，由于城镇化仍有巨大空间，未来10年中国仍处于上升通道，关键在于拥有巨大的消费潜力。有效需求规模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增长的潜力与前景。消费需求释放能够支撑未来10年7%-8%的经济增长，关键在于推进消费主导的转型。
保增长最关键的是通过新型城镇化找到一个新的经济增长区，而不是一个增长点。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教授认为，新型城镇化是中国未来保稳定增长的经济增长区。新型城镇化是信息化引领下的城镇化。比如现在麦肯锡提出信息消费，中国去年的电子商务增长速度非常快，信息化和工业化共同发展，有数字城市、信息城市，光建设部搞了90多个信息城市，如果把这个能够抓好的话，城镇化新经济增长区不仅仅能够解决我们稳增长的问题，还能解决其他很多问题。再比如，农民市民化，县区经济城镇化过程中有可能面积变大。
三次产业都要加快结构转型。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司长孔泾源认为，发展阶段看增长，三次产业看改革，轻重缓急要分清。三次产业看转型，比如农业，可以通过市场手段，如征地制度改革，产权改革等。现在市场如果不转型，就难以为继，要发展新兴产业，老产业必须转型，没有这个转型不行。高端的服务业是另外一种消费，更需要体制创新。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洪远认为，在当前的增长形势下，农业需要转型。第一，资源问题的约束，比如土地占有量，我们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8%，未来肯定是人增地减。第二，生产经营问题，比如要素成本包括生产成本和劳动力成本都在上升，如2007-2012年，农民工的工资翻了一倍多。搞规模经营关键是土地转让费，现在平均起来七八百块钱一亩，高的两千块钱一亩，这要有相当大的消化能力才能经营。第三，农产品质量安全，这里有客观因素的，比如水污染、土壤污染等，有流通环节的因素，比如加工、储运这些环节里面也能带来安全的问题，如何实现绿色增长是个大问题。
曹远征认为：第一，从全球情况来看，转型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对世界各国都很重要，大家对中国经济抱有希望；第二，从转型上来看，全球向服务业转型，主要是生产性服务业，而我国服务业基本上还是生活性服务，如果不转型就会被边缘化；第三，从全球来看，贸易保护主义的趋势明显，但是要以积极的态度来开放。
宋立认为，我国的投资率之所以高，一是我国内生的工业化加快；二是全球化造成的。所以转型是供给型的调结构。我们可以构造新的优势，一是把资源放在资本密集型行业；二是对过剩的产能可以转移到其他国家去，对内生的工业化、城镇化，该投的还得继续投，现在是最好的时机，要充分募集社会资金。
经济成功转型要靠政府和市场联手。“调结构、转方式”靠什么？是不是靠政府主导或政府的力量就能够实现目标？彭森认为不应否定政府在转型过程中应该发挥主导作用，但是过度迷信政府的力量则很危险。回顾历史经验和教训，很多时候靠的是产业政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企业进行扶持；一旦出现经济过热或者产能过剩的时候，又靠简单的上收审批权力，却一直忽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比如，2009年四部委下发文件，抑制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实际上产能过剩愈演愈烈，钢铁和水泥的产能都是以亿吨级的规模在增加；2010年还出台过一个淘汰落后产能的规定，但也没有真正发挥作用；近年还搞了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结果出现了光伏和风电等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在“调结构、转方式”当中，既要政府发挥积极引导作用，同时更要通过改革创新发挥市场的作用。
王一鸣指出，潜在增长率不是固定不变的，其变化取决于改革。改革开放后潜在增长率三次大的上升都是跟改革关联的，都是因为改革带动了潜在生产率的提升，所以增长和改革是分不开的。从增长的角度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培育改革新的动力。转型也取决于改革，政府在以前的转型过程中作用过大，功能过强，扭曲了一些因素，现在需要简政放权。
破题收入分配改革。彭森指出，拉动内需、稳定增长首先要加快落实收入分配改革指导意见。通过收入分配改革理顺居民、企业、国家的关系，切实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同时也应该尽快研究出台政策保障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真正改变社会消费预期，切实提高社会消费能力。
深化以资源要素价格为重点的市场化改革。王一鸣认为，培育改革新的动力，要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进程，最关键的是要素市场化，包括土地、劳动力、资金的市场化。这就需要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金融制度改革的推进。
彭森提出，要加快资源型产品价格的改革。如根据煤电价格联动机制，下调电价，推动煤电价格形成机制市场化。通过利率市场化进一步加强对货币资本市场的引导，包括可以扩大贷款利率下浮的限制，降低存贷利差，减少金融机构的政策性盈利，真正让利给实体经济，释放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信号，引导社会融资成本逐渐下降。同时，还要进一步加快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业的步伐。
周天勇指出，如果没有就业，没有很好的工资增长，没有老百姓创业的富裕，想把民间消费拉起来单靠补贴是不行的。我国和日韩的城镇化的区别在哪儿？人家户籍是流动的，人是流动的，台湾的土地开始也不让卖，后来老百姓土地可以卖了，如果增值达到百分之百，国家征收40%的税，留60%给老百姓，就是让他们办小餐馆、小旅馆，让农民有钱。台湾的失业率很低，为什么？就是中小企业多。我们未来的增长动力点在哪？一是小微企业创业，使老百姓富裕起来，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转变。第二，国际上经济增长速度掉下来，到底怎么办？比如英国和美国，一个靠科技创新、一个是减税。减费、减税上应当出重拳，出狠拳。科技创新需要在风险投资、知识产权、抵押贷款等这些制度上创新。现在关键的是微创业的准入，需要参照国外经验建立一个非登记准入政策。
宋洪远认为，加快农业转型，一是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农业现代化一定要规模利用土地；二是经营体制改革，经营要实现专业化经营，有合作社、有社会化服务组织，还有专业大户、小型农场和农民合作社等等；三是面对成本上升，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切实提高农民收入。
加快城镇化的转型与改革。迟福林认为，如果到2020年，我国的人口城镇化有现在的35%提高到50%左右，初步实现人口城镇化，将达到2011年世界平均52%的人口城镇化的水平。人口城镇化是发展转型的最大潜力。以人口城镇化为支撑，推进消费主导的转型与改革，充分释放国内最大的需求潜力，将形成我们未来五到十年转型发展的突出优势和主要动力，并且使中国中速增长建立在可持续的基础上。
彭森指出，城镇化改革最重要的任务，是要解决已进城农民工和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问题。现在2.6亿农民工不能享受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对于最终消费影响巨大。解决城市中新的二元结构问题，一定要下决心出点大的政策。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曹远征认为，未来改革核心在两个方向，一是在经济方面应该基本完成市场配置资源，这是个核心因素。二是社会正义公平显得非常突出，特别是在财政上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支出应该是越来越高。中改院一直强调的基本服务均等化，需要有基本制度框架安排。解决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减少审批，但政府减少审批很难。所以重要是政府财税体制的改革，这个可能需要一个全新的考虑。在地方支出责任明确以后，专项支付改成一般性的支付。营改增的情况下，需要考虑由生产性增值税向消费性增值税的转型，这样通过消费税创造税收、引导就业、引导创业，加快结构的调整。
王一鸣认为，从中长期来说，必须改革财税体制，地方财税体制要重构。我们去国外了解，财产税是最基层最大的收入来源。还有一个环境税，要给地方开辟新的税源。如果是财产税而不是增值税为来源，地方政府拼命去搞GDP的状况一定会有变化，要顺势而为去推动这种改革。
改变竞争性地方政府的增长模式。迟福林指出，转型与改革滞后是进入中速增长阶段的突出矛盾，政府主导型的增长方式难以为继。改变竞争性地方政府的增长方式是转型与改革的关键和重点，我国经济转型面临的某些突出矛盾，例如土地财政、债务风险、产能过剩、环境污染等问题，大都与竞争性地方政府的增长模式直接相关联，不改变竞争性地方政府的增长模式，经济转型将难以取得重大突破。
宋晓梧认为，从过去政府导向的发展模式转向为市场导向的模式，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地方政府的作用，地方政府公司化必须要解决。
郑京平指出，造成现在经济增长模式的原因，背后是市场经济体制不规范，企业和政府的地位和作用仍然不清晰。特别是县级政府间竞争发展的模式，就是县政府主导下以县域为范围的相互之间的竞争，竞争的结果有它的好处，促进了经济发展，形成了相对的竞争，毛病就是负外部性没人管。进一步建立健全以法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规范、管住“看得见的手”，放开搞活“看不见的手”，政府逐渐从市场竞争中退出。改变县级政府竞争发展模式，需要强化公众的约束、舆论的约束，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考核要做调整，甚至有的还可以强行规定一些干部的任职期限，现在太短。
汪玉凯教授认为，现在政府改革已经成为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结合点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投资体制改革、反腐败，包括司法体制改革，都和政府息息相关。加快政府改革，理顺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减少行政审批，给市场更大的活力。
与会专家期待，今年下半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有一个改革的总体设计，以形成支撑中速增长的体制安排和体制创新。应抓住时机，进一步凝聚共识，推出一些重大改革，团结动员全社会关注改革，参与改革，通过改革释放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