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国农业银行日前向上海市政府提供2500亿元信用贷款的消息，在当下极为敏感的时间窗口，尤为引人关注。尽管有消息称该笔贷款主要用于迪斯尼乐园项目以及被列为国家战略的上海自贸区相关项目，因而不乏商业角度考虑，但若此消息最终被证实，则如此大手笔贷款行为背后的政府色彩无法抹去。
另一方面，一向有着“第二财政部”之称的国开行，近日先后与江苏、河北、青海等省政府签署合作备忘录，以加大对上述省份的支持力度。这被视为定向配置到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带有财政刺激的痕迹。至于重庆等地城市轨交项目的密集批复，无疑又是一个政府投资饥渴症的爆发。
在完成年度指标时间不足5个月的形势下，找到既符合政策又能有效拉抬地方GDP的路径，让各地政府殚精竭虑。于是，无论是打着新型城镇化建设旗号而出台的基建规划，还是前一阶段地方首长频频拜会财政部长，抑或省长卖煤，乃至上海这样发达地区也要国家给予政策与资金支持，都是增长焦虑症的真实写照。
在全社会似乎已开始接受经济增速低于8%这个所谓的“增长底线”，京沪等指标性城市率先将追求经济增长质量放在施政第一位，广东也不再刻意做大GDP蛋糕之际，我们不要对理念的转变盲目乐观。当今年前两个季度经济指标不大好看时，早已植根于绝大多数地方政府官员脑海中的
“保增长”理念再度被激活。而这根敏感神经近来之所以如此活跃，正如“2013?中国企业家成长与发展专题调查报告”所揭示的，“地方政府急功近利”及与此相关的“与GDP挂钩的政绩考核制度不科学”是妨碍中国经济转型的最主要阻力。
在稳增长和经济转型这两大战略选项之间，各级各地政府切不可为了短期经济指标的一时好看而一再延误转型时机。眼下，当务之急是要以理性的态度面对上述问题与困难。中央要求经济工作远近结合，在有效应对好短期问题、保持经济合理增长速度的同时，更加注重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把力气更多地放在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上来，放到扩大就业和增加居民收入上来。
从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观察，增长与转型孰是第一要务已经非常明确。贻误转型时机只会增加边际成本。如今，宏观经济风险不断累积以及经济内外失衡持续加剧是不争的事实。偏好投资和出口而消费受到严重抑制的增长模式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负担。中国经济已经进入“U”型经济周期，其在底部停留的时间取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速度，也就是如何将经济增长拉动引擎转到消费上来。因此，当决策层不再对短期经济增长势头下滑格外担心，正在启动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为主线的深层次改革时，亟需强化地方的执行力，消除中央和地方之间的非合作性博弈。
在经济规模跃上8万亿美元台阶之后，中国应该做好适应中等速度增长的政策与心理准备。不要指望未来20年、30年中国经济还能取得前30年的类似增速。即便通过各种途径实现了高速增长的目标，假如增长模式无法实现质的跨越，简单追求GDP增幅不仅没有太多的福利效应，还会导致既有增长模式弊病的进一步恶化。
经济增长从长期来看应是一种内生性的选择，依赖于市场主体基于既有的约束条件追求成长空间的持续扩大。而从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来看，尽管适度干预是避免市场失灵的必要条件，但充分调动各有关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才是保持经济增长最为关键的环节。
从历史上看，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增长特征，就是在制度创新中注重扩大市场主体的行为空间。换句话说，中国民间长期以来被压抑的商业禀赋由于政府政策空间的解放而大大释放出来，成为中国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但另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政府在推进市场化改革方面仍然是不彻底的，尤其是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进展缓慢，已经成为经济迈向内生性增长的最大障碍。
要使“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在各地得到落实，就必须以政绩考核机制改革为突破口，拨开多年来笼罩在地方政府头上的增长迷雾，告别低效的大手笔投资刺激思维，将经济增长切换到内生性技术进步和有效内需拉动的可持续发展轨道。
一方面，要以金融体系和要素价格改革为突破口，切实解决民营资本发展的瓶颈问题，实现要素资源的市场化配置，真正做到由市场来决定价格，反映这些要素的机会成本；另一方面，在加大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同时，应以前瞻性的技术投入和高质量的技术改造引领产业结构整体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