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简政放权”思维来促进今年的稳增长，需要我们在“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上多下工夫。即放弃简单的总量政策，代之以提高货币的使用效率，最大化单位货币所能支撑的实体经济。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大银行业的金融创新力度，特别是提振数千万投资公众对股市的信心。
　　当前的各项统计数据表明，我国经济企稳回升的基础依然十分薄弱。笔者认为，面对宏观经济增速下滑，我们需要认真分辨：究竟是因为结构调整所致，还是因为宏观景气下降，并分别采取应对措施。对于前者，我们要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毕竟我国已到了发展模式的转型阶段，再不断然淘汰落后的生产力，就没法轻装上阵、实现更优的生产效率。当然，如果经济结构调整造成了较大的社会震荡，比如就业严重不景气，那就需要通过结构性政策而不是总量性政策来抹平周期低谷，否则，之前的结构性改革努力或将付之东流。对于后者，处置方式则有不同。比如，就算淘汰了落后产能，企业掌握了新一代技术，由于投资和消费信心下滑，企业不愿投资生产，即便生产出来后投放市场，产品也会少有人问津。对此，我们既可采取结构性也可以采取总量性刺激政策。
　　在笔者看来，当下我国经济增长之所以缺乏保持7.5%至8%增长速度的基础，一方面是因为改革政策红利、人口红利和世贸红利渐渐消失，长期潜在增长速度放缓，亟须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另一方面，恰恰因为社会公众对调结构、换模式已达成共识，消费预期明显受到影响。既然经济不稳由双方面因素同时导致，那么政策着力点就应落在结构性政策上。
　　我们十分欣慰地看到，本届政府在“简政放权”方面已经迈出可喜的步伐。早在今年“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就在记者会上表示，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还有1700多项，本届政府下决心再削减三分之一以上。1700多项行政审批的三分之一大约有500多项，但不到半年，就已取消和下放了215项，从体制机制上进一步给各类市场主体创造条件，相当程度上调动了企业和个人参与各类投资的积极性。
　　不过，接下去下一步还有三项工作值得期待：第一，要跟踪落实。很多审批事项权力下放到省级主管部门以后，不排除个别省级部门的审批会比原来中央下属部委的审批更加严格，甚至苛刻，以致中央政策到了地方以后“跑调”、“变形”。因此，应当做好对下放后的审批事项的事后评估。第二，既然中央已经在“简政放权”问题上做出了很好表率，那么地方政府就该及时跟上，抓紧对原有的行政审批事项作个规划，列出目标，该放则放。第三，争取重点突破。我们不但应看到行政审批事项从多变少是一种改革，还应看到从不审批到审批也是一种革命。比如，《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就明确提出，“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如果落实国务院要求、相关主管部门真能早日开始相关尝试，尽管审批事项看起来似乎多了，但这对于启动民间资本、稳定经济增长又何尝不是一件好事？
　　继续沿着“简政放权”思维来促进今年的稳增长，还需要我们在“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上多下工夫。简而言之，“盘活存量”需要我们放弃简单的总量政策，取而代之以提高货币的使用效率，最大化单位货币所能支撑的实体经济。根据费雪方程，我们导出V=PY/M。即货币流通速度=价格指数×产出/货币总量，也就是说，盘活存量要求我们最大化货币流通速度。为此，首先需要澄清所谓“影子银行的发展导致货币效率下降”的错误观点。不管国际上对影子银行如何定义，国内通常意义上的影子银行，多数是指信托和银行理财产品。由于它们的出现，银行储蓄规模势必相对减少，货币存量随之下降，所以，事实上货币流通速度和货币效率都上升了。当然，我们应当像对待传统商业银行那样，加强影子银行监管，避免因为监管缺失而祸延实体经济。
　　对“影子银行发展可以盘活货币存量”的观察给我们的启示是，可以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大银行业的金融创新力度；群策群力发展好证券业和保险业，特别是提振数千万投资公众对股市的信心，使沪深股市真正成为国民经济的晴雨表。
　　与此同时，要想达到“盘活存量”的目的，还要努力启动居民消费。一方面，应当避免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过强。比如，如果社会保障制度迟迟难以健全，城乡居民迟迟难以借助社会保障制度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那居民减少消费、不断增加储蓄的财务安排也就在所难免。同时，不能不说我国居高不下的房价是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原因。由于十年来的房价上涨大大超出了普通百姓的承受能力，很多正常的消费一再受到挤压，为了买一套房而长期储蓄、大量储蓄。此外，教育支出的不确定性，也增加了居民压缩当期消费的倾向。“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是许多家长的共识。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接受最好的教育，不少家庭花费了大量的金钱，而且由于教育支出的不可预知性和不确定性，居民不得不积累大量的预防性储蓄。另一方面，我们看到，随着苹果手机和三星手机在技术和性能上你追我赶，手机产品不断更新换代，带动了社会公众特别是年轻人一波又一波的时尚消费。沿着这样的思路，笔者建议政府部门对新兴消费给予适度政策支持，特别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力度，专门用于鼓励推动企业或个人加大新型消费产品的研发力度，不断创造和培育新的消费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