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地区或一个人都需要发展机会，有了发展机会，这个地区或这个人才有活力、才有希望。如果发展机会被自然垄断，那么很多地区或很多人就会失去发展机会，其结果是财富效应的过度分化，财富过度向少数地区和少数人集聚，进而引发经济发展停滞和众多社会问题。从这个意义上看，政府要做的是应防止发展机会的自然垄断。
　　传统经济学说一般研究具体产业或行业的自然垄断问题，其实，产业或行业的自然垄断只是表象，发展机会垄断才是自然垄断的本质表现。发展机会自然垄断比某个产业或某个行业自然垄断所产生的危害要大得多。
　　所谓发展机会的自然垄断是指就业机会、投资机会等获取收益机会自动趋向于先发地区、高收入者。从国与国之间的角度看，在相当一段时期，发达国家自然垄断了许多高附加值的产品，各类生产要素也大规模流向发达国家，落后国家由此丧失许多发展机会。发展机会的缺乏是后发国家贫穷落后的根源。从一个国家内部看，先发地区就业机会远大于后发地区，这也是发展机会自然垄断的重要现象。而从一国不同收入群体角度看，当房价涨到一定高度后只有高收入者才有能力购买住房等。个人发展机会自然垄断问题格外应引起政府注意。
　　有一次，笔者在深圳碰到一位后发地区的农民工，他说在深圳工作获得的收入剔除日常生活开支外所剩无几。我说那你为啥不回内地发展，他回答说虽然在深圳赚钱不多，仅够维持，但深圳就业机会多，工作相对好找，而在内地就业机会少，工作难找。这就是发展机会的一种自然垄断现象。投资者、消费者以及一般就业者自然向先发地区集聚或集群，由此引发发展机会的自然垄断。
　　产生发展机会自然垄断有多方面的原因，有的是一种原因产生的结果，有的是多种原因共同产生的结果。这些原因包括：一是天然的或自然的区位因素。具有便利交通条件的区域往往能自然垄断发展机会，比如美国的东西海岸、中国的东部地区。二是已经形成的区位因素。相比而言，已经成为先发地区的区域，其交通条件、政府管理水平、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等都会好于后发地区，其结果是其就业机会、投资机会一般会大于后发地区。三是大型企业、高收入群体凭借其资金优势可以获得资金密集型产业的投资机会，而往往这类产业收益也丰厚，小微企业和中低收入者缺乏实力参与这类企业的投资。
　　政府应采取措施消除发展机会自然垄断 政府应通过多种途径防止或消除发展机会的自然垄断，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可持续性。
　　其一，加大后发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交通不便利已成为后发地区发展的主要障碍，政府应切实采取措施加大投入，改善后发地区交通设施落后的局面。后发地区交通条件好了，投资机会、就业机会等发展机会就会逐步出现。这不能用短期效益去衡量。
　　其二，中央政府重大投资项目尽量向后发地区倾斜。在交通基础设施改善的基础上，中央政府新的重大投资项目应尽量放在后发地区，这有助于为后发地区提供新的更多的发展机会，有助于通过乘数效应带动后发地区发展，有助于增加后发地区新的就业机会和财富增加机会，有助于吸引私人投资者在后发地区投资。
　　其三，大力发展金融市场，提供风险系数较低的便于中低收入者投资的金融产品。从投资角度看，许多投资机会自然趋向于高收入者，中低收入者获取更多财富机会不多，应尽快改变这种状况，为中低收入者提供更多的投资机会，从而大幅增加中低收入者财富。中国资本市场集聚了大量中低收入者，股市长期低迷基本导致这些中低收入者丧失了财富增加的机会，应尽快切实采取措施促进股市发展。那种模仿美国重点发展机构投资者的理念应该改变了，应该给中低收入者，给散户更大的机会，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以及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决定的。
　　其四，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引导新兴产业向后发地区集群。传统理论认为只有发达地区可以发展新兴产业，只有发达地区才具备发展新兴产业的条件。这种观点应当被抛弃。如果后发地区长期依赖传统产业发展，其结果是这些地区永远落后、永远“后发”。政府应当为后发地区新兴产业发展创造条件，吸引优秀人才向后发地区转移，吸引更多的优秀的高新技术产业向后发地区转移。这方面成功的例子在四川成都得到体现。成都属于中西部地区，在某些时期属于后发地区，但现在成都的高新技术产业、新兴产业发展已具备相当规模。
　　其五，为小微企业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更大的发展舞台。一方面政府采购在不违背法律约束条件的情况下，政府采购应向小微企业倾斜，为小微企业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另一方面政府应采取措施组织小微企业向国际市场发展，为其提供更广阔的发展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