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困难时期也是正视深层次经济问题，培育中国经济新的竞争优势的难得时机。
从中央政治局日前对上半年经济发展的判断以及对下半年经济走势的预期来看，在强调通过经济政策的有效投放确保经济平稳增长的前提下，正视经济结构问题，以改革促转型、促发展，应该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各级各地政府施政的基调。
诚然，上半年经济的整体表现逊于预期，但不应由此判断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决策层推进深层次改革的决心。使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是任何一个理性政府追求的基本正常目标，而保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稳定性，盘活存量、优化增量、着力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加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把钱用在刀刃上，等等，本身就是稳定经济预期的基本动作，因为经济预期一旦出问题，肯定会影响改革的推行。而积极释放有效需求，推动居民消费升级，保持合理投资增长，积极稳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更是改革的预期成果。因此，改革势在必行，只是由于路径依赖与诸多约束条件的限制，可能会在具体的时间节点与力度释放上表现出适度弹性，但决策层的改革决心毋庸置疑。地方政府不应指望最高决策层重返刺激经济的老路子。
从经济决策机理来说，要驾驭中国这样一个国内生产总值（GDP）迈上8万亿美元台阶且各种经济矛盾正陆续表达的巨型经济体，尤需凝聚各方智慧并有一套前瞻性的经济发展对策。
从国内既往发展经验和可资借鉴的国外经验来看，这些年来，各级各地政府尽管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已是八段高手，但如何使经济保持长期活力并解决困扰多年的难题———经济失衡，显然还需要补课，而沉疴的不断淤积已使过往经济增长的福利效应大打折扣，甚至已经到了不改革就难以避免系统性经济风险爆发的危险境地。
欧美和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可从某一个侧面提供中国相关镜鉴。例如，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内外经济政策失误以及由此对本国经济造成的致命伤害，显然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警示作用。日本当年的经济病灶和今日中国的经济病灶还真颇有几分相似，面临的国际挤压也差不多。不同之处在于日本在那时早已是工业化国家了，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且日本始终是资本主义经济俱乐部的重要成员，其和美国之间的摩擦可归为资本主义内部矛盾；而今日中国尚处于工业化中后期，支撑经济转型和波动的配套福利体系尚未建成，且中国是相对独立于西方国家的超级新兴经济体，由此遭遇的战略围堵或将比当年的日本要多得多。另一个显著区别在于，日本经济运行尽管某种程度上受到财阀的控制，但市场在整个资源配置过程中早已起主导作用；而中国的市场体系建设尽管已初步建成了适应经济转轨与制度变迁的各层次市场体系，正向成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迈进，但渐进式特征明显的中国经济转轨，由于法治建设滞后于市场发展，从而在向新体制过渡的过程中出现的基于信息不对称的委托——代理循环恶性发展，进而造成内部人控制的现象屡见不鲜。另一方面，还诞生了阻碍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最大敌人——既得利益集团，业已成为今日中国改革的最大阻力。假如不能冲破现实中正在日益固化的利益格局，市场经济的分配秩序将难以建立，甚至对改革形成负面的影响。
笔者相当认同国内有学者提出的中国经济存在政府行政控制化趋势严重以及经济市场化正在被扭曲的警告。笔者认为，假如不能解除这些曾是改革积极主导力量如今却成为关键领域市场化改革巨大阻力的既得利益团体的影响，则中国要建设竞争性市场体系，放开商品、要素包括汇率、利率、资源的价格，打破行政垄断，建设法治，就会变成一句空话。
可以说，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依然在路上。尽管我们未必完全认同西方关于市场经济的某些标准。但从现有的理论讨论和有关国际社会的法律规定来看，至少有五个要素被广泛认为是成熟市场体系的必备要素，其中包括，政府作用和行为是否规范化，企业权利和行为是否自由化，生产要素市场化的程度（包括要素的价格是否由市场决定，企业的成本是否真实等等），贸易条件的公平程度以及金融参数合理化问题。
假如以上述五方面条件来衡量今日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显然我们尚有大量改革需要攻坚。换句话说，如果上述五个领域的改革不到位，则由此滋生的经济矛盾和经济问题就有可能使得政府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化解中国经济的系统性风险，既有赖于市场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及技术的不断升级，更要在冷静思考制约经济长期增长的约束条件的基础上，建立一种能够使经济持续保持活力的增长机制。中国不缺能够使经济保持持续增长活力的微观市场主体，亦不缺能够有效担当公共服务职能的民营资本力量；真正欠缺的是促进经济战略转型的公平竞争环境，尤其是确保公平竞争环境的制度执行力。为此，笔者呼吁，尽快建立超越部门与地方利益以及其他相关者的利益的综合性改革协调结构，直面真实世界里中国经济领域的复杂问题，拿出破解制约中国经济战略转型的一揽子解决方案，通过强大的制度执行力来纠正业已被部分扭曲的市场化进程，厘清政府、企业与市场边界，从而引导经济向战略转型的轨道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