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证券市场上的违法行为，一直以来被公认为违法成本偏低，实际上，处罚惩戒“迟到”也是一个问题。“时过境迁”的行政处罚，往往对违法违规行为不能达到应有的警示与惩戒效果，无法及时降低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及时的惩罚更能使违法违规者得到教训。
　　中国证监会主席肖钢近日在《求是》杂志上发表文章，题为“监管执法：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石”，指出我国资本市场监管执法面临的严峻形势和挑战。
　　肖钢在文中透露的两组数据，特别令投资者触目惊心：其一，“目前资本市场的法规规则超过1200件，问责条款达到200多个，但其中无论是刑事责任还是行政、经济责任，没有启用过的条款超过三分之二。”这意味着国内资本市场的法规条文大多成为摆设，束之高阁，投资者权益的保护力度薄弱。
　　其二，“近年来证监会每年立案调查110件左右，能够顺利作出行政处罚的平均不超过60件。每年平均移送涉刑案件30多件，最终不了了之的超过一半。”这意味着违法成本低，很多违法行为缺失刑事上的违法成本，因而各类违法行为层出不穷，前赴后继。
　　造成上述状况出现的原因很多，证监会的职能本身需要改革。证监会需要扭转“重审批、轻监管”的倾向，将主营业务从审核审批向监管执法转型，特别要致力于解决“违法成本低，问责不及时”的问题。
　　解决“违法成本低”，在近期几个案件的处理中有所体现，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应该通过对《证券法》的修改，严刑峻法，提高处罚标准。解决“问责不及时”的困难不小，监管执法受到多方面的干扰，但必须如肖钢所提出的建立“高效型”行政执法机制。
　　“问责不及时”的表现之一，是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 “姗姗来迟”。从以往公布的立案调查及行政处罚来看，不少案子已是 “陈年旧案”。例如，证监会今年5月对外通报了隆基股份、勤上光电等8家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立案调查的情况，就有媒体指出这些案件均为“旧案”，涉嫌违法时间最早的在2008年，最晚的在2012年。
　　再看绿大地欺诈上市案，2007年12月公司上市，2010年3月证监会稽查组进驻调查，2010年9月证监会将绿大地案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公安部，2011年12月昆明市官渡区法院一审判决，2012年1月昆明市检察院提出刑事抗诉，2013年2月昆明市中院一审判决，2013年3月证监会对绿大地造假案相关中介给予行政处罚。
　　绿大地从调查到处罚经历了三年时间，这样的处罚进程，让投资者等得太久了。等到处罚做出时，充当绿大地造假“帮凶”的鹏城会计师事务所仅剩空壳，内部人员早已换到其他事务所从业，有媒体直言处罚“空壳”的意义不大。
　　国内证券市场上的违法行为，一直以来被公认为违法成本偏低，实际上，处罚惩戒“迟到”也是一个问题。“时过境迁”的行政处罚，往往对违法违规行为不能达到应有的警示与惩戒效果，无法及时降低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及时的惩罚更能使违法违规者得到教训，使其更清楚看到错误造成的后果。而且，“迟到”的处罚容易变成“缺席”处罚，有的违法违规者可能早已“金蝉脱壳”或“逃之夭夭”。
　　“问责不及时”还有可能减轻违法者的民事赔偿责任，导致违法成本降低。我国虚假陈述类证券民事诉讼的前置程序，依据有关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在证监会移送涉刑案件多半不了了之的情况下，假如行政处罚“迟到”，受害中小投资者只能漫长地等待。有些虚假陈述案件甚至由于没有行政处罚而使受害投资者得不到赔偿，成为另一种不了了之。
　　今年以来，监管部门多次表示保护投资者权益特别是中小投资者权益，强调“保护投资者就是在保护市场”。这样的表态对熊市中受煎熬的中小投资者来说是福音。如何给予兑现？应当把解决“违法成本低，问责不及时”作为突破口。 “问责不及时”固然存在客观上的原因，但监管部门在主观上应提高行政处罚的及时性意识。对违法行为清楚的案件，依法从重从快的处罚更能“打蛇打七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