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随着经济增速已滑向管理层年初制定的经济增长下限，为保持下半年经济的平稳，管理层已开始陆续部署稳增长的措施。虽然这些稳增长措施不会是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但我们仍要谨防它们在实践过程中“走样”，成为再次恶化经济结构，增大经济中长期运行风险的“助推器”。
近期一系列经济数据的公布意味着下半年经济下滑的压力还在增大。如7月汇丰PMI预览值为47.7，比上月终值48.2下降0.5，为11个月来低点，连续3月位于收缩区间，且有加速萎缩趋势，这很可能表明三季度增速仍不乐观，如果假设三、四季度GDP增长环比增速仍与二季度1.7%持平，那么三、四季度的GDP同比增长分别只有7.1%，6.9%，全年GDP增速只有7.1%-7.2%左右，这无疑已经逼近政府提出的经济增长底限目标，也威胁到政府容忍的失业率目标（据有关部门的测算认为，经济的底限就在7.2%左右，低于此调查失业率将会出问题）。管理层此时出台稳增长措施就十分必要。
我们注意到，目前中央各部门都已按照增长率不滑出下限的要求开始落实相关的稳增长措施。例如，在积极财政政策空间不大的情况下，财政部最近出台激活财政存量资金的政策，它有望在多个方面释放财政刺激空间。第一，通知要求加快公共财政和政府性基金的预算执行进度，这意味着往年12月财政存款集中下拨开支的情况今年可能提前。12月财政支出若提前到8-11月，将会比正常情况多支出2000亿。第二，通知提出清理、压缩财政结余结转资金，并明确要求“确保2013年底年终结余结转资金规模比2012年有较大幅度降低”。考虑到去年底财政资金结余大约有2.5万亿元存量，它们的大幅度减少必定大大增强未来几个月的财政支出能力。
再如，货币政策方面，虽然在央行调控政策的作用下，下半年流动性增速会放缓，但是从央行的政策意图及近期的几个举措来看，在目前经济疲软，通胀无忧的情况下，并不会推动流动性的持续紧缩，仍希望强化货币信贷增长对于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
7月以来，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已净投放货币达到2910亿，而央行放开贷款利率下限管制的政策初衷之一就是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并增强中小企业的信贷可获得性。值得注意的是，近期市场传闻银行将严禁向包括水泥、炼钢、炼铁、化纤、电解铝和煤炭等近十个产能过剩行业发放新增贷款等，央行很快给予否认，强调对产能过剩行业区分不同情况实施差别化政策。
此外，各类产业政策7月以来也加快出台。如近期国务院出台了诸多组合措施，包括创新铁路债券、发展铁路发展基金、向民资全面开放铁路建设市场等，以加快当前进度有些滞后的铁路投资，由此也可以预期，今年下半年铁路投资规模将会是上半年的两倍；如最近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研究部署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促进信息消费等以拉动国内有效需求，这些政策中的不少内容都超出市场预期，如信息消费产业发展目标是2013-2015年要实现信息消费规模年均增长20%以上，电子商务交易额大幅增加，国内光伏电站的装机目标是2013-2015年，年均新增装机量10GW左右，到2015年总装机容量达到35GW以上。
尽管这些稳增长政策的陆续出台将有利于下半年经济的走稳，但是值得我们警惕的是，过去经验反复证明，在改革机制不健全情况下，稳增长很容易恶化经济结构，增大经济中长期运行风险。如去年5月经济下滑压力加大后，管理层也开始强调稳增长，并出台系列举措，包括加快建设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等来支持经济增长，事后证明，这些举措虽然有力地刺激了四季度的经济回升，但后遗症也随之显现，如2012年地方政府债务再次出现了膨胀。截至2012年底，审计署统计的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余额比2010年增长12.94%，而由于更多债务来源于更高成本的民间社会融资，债券风险也进一步加剧；再如产能过剩呈现进一步加剧趋势，2012年1至9月，六大高耗能行业投资3.5万亿元，同比增长22.2%，增速同比提高4.2个百分点。
目前我们看到了过去稳增长模式情景的再现。例如，近期我国各地都部署了下半年经济工作，几乎每个省都提到要通过稳投资来稳增长，有些省份甚至提出保增长，这都决定了它们有着借着中央稳增长政策的“东风”，加快本地投资项目建设的强大动力，而在此过程中，一些不符合民生和经济结构调整导向的项目也往往容易再次复出。例如不少中西部地区传统行业产能严重过剩，但仍在大规模招商，并期望中央能区别对待；中央要求各地5年内改造千万棚户区的本意是促民生、稳增长，但是一些地方为了本地经济发展的需要，却借着“棚户区改造”的名义，在地产开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大干快上。
因此，我们也担心在诸多改革措施仍不到位情况下，中央的稳增长政策容易被地方加以利用成为各地再次大干快上投资的“借口”，这就需要中央在注重稳增长的同时，还应更多关注改革不合理的增长体制。如加快向地方简政放权稳增长的同时，必须运用各类法规、产业政策等约束地方权力的集中引发的投资过度膨胀；中央要加快理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税关系，建立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以保证地方有足够财力落实其支出责任，降低其过分追求GDP和税收的冲动；中央还需要加快各类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进程，如土地自由流转制度，以释放生产要素拥有者经济活力的同时，促进资源的高效利用以及集约型经济增长等。
而这些改革措施已在管理层的计划中，如李克强总理强调，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可为“稳增长”和“调结构”注入新的动力，可以预期，今年10月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对于这些改革会有更加详细的安排部署，我们也期望着它们能尽快有效落实以真正为稳增长“护航”，防止稳增长变异，否则，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时间将会更长，经济完全复苏的时期也将更加遥远。